两年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曾在南洋理工大学的论坛上被问及：
“是新加坡还没有做好接受一个非华族总理的准备？还是人民行动党还没有做好准备？”
王瑞杰当时回答，我国整体社会看来还没有做好接受非华族总理的准备。这番回应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是争议……。
显然，在时代新浪潮的冲击下，关于新加坡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位“有别于过去”的总理人选的讨论，只会越来越多。
上一次是族群，这一次则是性别。
两年后，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日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场配合国际妇女节举办的论坛上被问道：新加坡是否已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性总理。
答复和王瑞杰两年前说的有点相似，却又有些不一样。
根据《今日报》报道，提问的女学生问得很犀利。她强调，作为执政党，行动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头有16位男性成员，但女性却只有三位（实际上是15位男性和三位女性）。
意思浅浅，撇去新加坡是否已准备好，她显然在暗示，人民行动党似乎也还没准备好接受女总理。
尚穆根没有把皮球直接踢给“新加坡整体社会”。
一方面，他强调行动党在遴选国家领导人时绝对没有把性别纳入考量。
“我们想要更多的女性国会议员。我们非常积极地寻找人才，同时也尽可能把他们当成部长人选。”
（潜台词：我们没有这么做huh，先别扣帽子）
另一部分的回答，才回到“新加坡整体社会”。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取决于本地社会准备好如何鼓励女性参政了吗？
他说，身为一名政治工作者，往往需要做出很多牺牲，而这些牺牲连很多男性都吃不消，女性的话，更会面临来自家庭的许多难题。
“你的周末完全被占满。如果你还有一份专业工作，你也必须利用周末来做工作上的准备。然后，每周你有三个晚上必须出现在你的选区。周末，你也必须在选区，你还得应付国会，这些都会冲击你，以及你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他认为，要鼓励更多女性参政，本地社会必须先有心态上的改变。和王瑞杰回应“非华族总理”问题稍稍不同的是，他提到了政府在这过程中能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问这里的男生，他们有多少人愿意分担家里一半的工作？政府没办法帮你顾小孩、帮你洗碗或煮饭。”
“政府能做的，就是鼓励人们心态的改变，但是这需要花费很多功夫。”
（潜台词：前提是社会必须做好准备。政府并没有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啊，相反的，政府还很鼓励它发生，但会有难度。）
新加坡女性国会议员比例高于全球平均
事实上，翻开数据来看，新加坡在女性参政方面尽管不到世界顶级，也算在平均水准之上。
根据国际国会联盟（IPU）的公开资料，新加坡国会的女性议员比率达29.5%，比全球平均的25.5%来得更高，在193个国家中并列第54名，同时也是亚细安国家之首。
不过，新加坡距离榜首的卢旺达（61.3%），或被誉为女性治国典范的新西兰（48.3%）和芬兰（46%）仍有一定距离。
无论如何，红蚂蚁认为，数字只是参考。
一味追求数字，为做而做，甚或推出一个保障女性参政权力的“性别版”集选区制度可能也无济于事。
真正能在参政权力上达至男女平权的，是体制和社会如何看待女性参政，以及如何让女性能摆脱父权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固有束缚。
这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思维是否足够进步，类似“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传统观念是否能颠覆。如此才能真正释放女性参政的能量。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的例子值得作为借镜。
作为史上第二位在任上生子的民选国家领导人，她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到联合国开会，而其伴侣克拉克·盖福德（ Clarke Gayford）则当起了全职爸爸。
这种翻转传统观念中男女角色的家庭模式，我国社会是否准备接受？这将是从下而上，亦是从上而下的巨大工程。
尚穆根那番“社会心态要改变，政府会从旁鼓励”的论调，或许已是现阶段最恰到好处的解答。
政府愿意付出多少力道去促进社会思维的进步，下一代的教育中是否有更多男女平权的元素，整体社会是否愿意敞开心胸去改变心态，将决定女性参政的难易度是否与男性相当。
我们已经见识了女性的优秀，若体制与社会能扬弃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束缚，让女性在更友善的空间下参政，相信在任人唯贤制度中，首位女总理将是值得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