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的全国大选很有可能是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反对党破天荒同时夺下了两个集选区，政府也首次正式任命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在选后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某种程度上挫败的人民行动党在我国丕变的政治环境中，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一共有4027名超过21岁的新加坡公民参与了政策研究所的这项调查，调查透过电话、手机及线上方式进行，参与调查人士的年龄、性别及种族也经过加权，以符合新加坡的人口特征比例。
调查发现，行动党依然是本地最具公信力的政党，不过相较2015年的调查结果，该党在所有年龄层的公信力都全数下滑。
相反的，工人党则在各年龄层得到更高的公信力。
整体而言，行动党的公信力评分与2006年相关调查首次进行时的4.1持平。工人党的评分则从当年的3.6，提升至今年的3.9。
若仔细分析，就会看到今年的调查中，只有86%的受访者同意行动党是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党，和2015年的93%相比，下滑了七个百分点。
紧随其后的工人党则取得长足的进步。79%的受访者在今年选后认同工人党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党，较2015年的71%上升了八个百分点。
两党在公信力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近。
行动党在年轻人心中公信力不如工人党
整体而言，行动党的公信力依旧高于工人党。
但若从年龄、学历、收入及种族等条件切入，值得执政党警惕的信号明显不少。
其中，行动党在25岁至34岁年轻选民心中的公信力显然已经落后于工人党。
在25岁至29岁年龄层，有约86%认为工人党具有公信力，相反的，只有约81%觉得行动党有公信力。
在30岁至34岁年龄层，有近88%受访者认同工人党具有公信力，而认为行动党具有公信力的受访者则有大约85%。
行动党在中年族群的公信力褪色最多
对行动党而言，最大的跌幅来自被誉为“三明治”或“夹心层”世代（sandwiched generation）的40至49岁族群，他们通常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抚养责任。
认同行动党具有公信力的40至49岁受访者比起2015年，足足下滑了十三个百分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认为，这或许能够解释行动党在本届大选褪色的支持率。
“他们（夹心层）在疫情中面临失去工作的危机……所以这或许也影响或左右了他们在本届大选的投票意向。”
此外，行动党在一房式至三方式政府组屋住户以及家庭收入低于5000元的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族群当中，同样面对公信力下滑的局面。
男性当中，认同行动党具有公信力的比率亦呈现下滑。
工人党在年轻族群方面确立了优势
行动党全线退步的同时，工人党的公信力在其中几个群体则取得了大跃进。
其中，工人党在65岁年长者群体的公信力大幅提升。
在历届大选中，建国及立国一代普遍被视为行动党的“铁票仓”，这可能也预示着，执政党推出各种建国和立国配套的吸引力，或许正在消逝。
另一方面，工人党在30岁至34岁群体的公信力也大幅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工人党在21岁至29岁群体同样取得了不俗的进步。五年过去后，不排除这些“老了五岁”的选民，依旧在公信力方面给工人党投下赞成票。
今年工人党在调查中也在25至34岁群体领先行动党，在年轻族群部分已奠定了优势。这对行动党而言或许是一项警讯。
若透过社会经济地位的面向来观察，工人党在光谱两端的公信力都呈现上升趋势。
一房式至三方式组屋住户、仅拥有中学文凭的非高等教育群体中、光谱另一端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PMET）以及女性受访者认为工人党具有公信力的比率，皆有上升。
此外，马来族群中认同工人党具有公信力的比率（87%）也高于行动党（82%）。
支持行动党一党独大局面的保守选民大幅萎缩
调查还发现，认为无需改变行动党一党独大局面的保守选民，已从2015年的44.3%锐减至18.5%。主张政治多元化的选民则从2015年的18％增至22.4％，介于中间的摇摆选民则增加了超过二十个百分点，达59.2%。
往年的调查中，主张政治多元化的选民，以年轻人及生活条件较佳者居多，今年也不例外。
不过政策研究所也发现，在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低收入家庭，以及只有中学教育水平的群体中，支持政治多元化的比率也有所提升。
该研究所解释，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 本地人民的社经地位持续提高，因此促成支持政治多元化的氛围；
- 对社经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柴米油盐的课题也让他们开始认为，国会必须拥有更多元化的代表。
政策研究所强调，第二种因素有可能肇因于本地今年异常艰困的经济环境。
无论如何，本地政治氛围的改变似乎已是不可逆的趋势。
对于建国以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行动党来说，这股潮流在未来势必是一大严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