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籍夫妇因丈夫抵新后确诊冠病，但双双向新加坡有关当局谎报行踪而在今年2月被卫生部提控。
两人都拒绝认罪，案件因此进入司法程序，本周一（8月17日）正式上庭开审。然而，夫妇俩在庭上提出的抗辩理由，却让本地网民大喊离谱！
先来回顾一下事件的经过。
这对来自疫情首发地中国武汉的夫妇，是胡俊（38岁，译音）以及他旅居本地的妻子石莎（36岁，译音）。
胡俊在今年1月22日飞抵新加坡与妻子和两名女儿团聚，不料隔天（23日）出现冠病症状，31日确诊。
他被控在1月29日入院后，向负责“追踪接触者”的工作人员隐瞒了自己在22日至29日期间去过的六个地点，包括：位于史蒂芬路的长提海鲜餐馆、滨海盛景豪苑、中国大使馆、乌节路的义安城、位于密驼路的洲际酒店以及Studio M酒店。
他的妻子石莎同样被指向卫生部官员提供假资料，隐瞒丈夫确诊前的行踪，同时也被加控两次谎称于1月29日在公寓附近拦下一辆蓝色德士，载送她和胡俊到新加坡中央医院，以及谎报自己没有住在一家酒店。
究竟这对武汉夫妇在法庭提出什么抗辩理由，踩中地雷区将网民气炸？
综合本地媒体报道，辩方频频以新加坡及中国华语用词不同及翻译失误作为替两位被告脱罪的理据。
其中，“叫车”还是“驾车”，更是在近几日的庭审成为热门的关键词。
驾车还是叫车？
尽管在开审前，法官就已经驳回辩方称新中华语大不同的反对理由，但辩方律师在盘问控方证人时，依旧频频玩起“华语游戏”。
例如，辩护律师在盘问控方第一证人杨勇时，称后者听错胡俊的说法。杨勇是新加坡中央医院“追踪接触者”部门的工作人员，负责联系胡俊。他向胡俊索取手机号码后，通过微信与胡俊通话和发短信。
杨勇称，胡俊在1月29日当天告诉他，自己抵达新加坡后，妻子驾车从机场送他回家。
辩护律师说，胡俊当时告诉杨勇，妻子帮他“叫车”回家，而不是“驾车”送他回家，并强调石莎既没车子也没新加坡驾照，根本不可能“驾车”接他。
新加坡人较常使用“驾车”（中国称“开车”），比较少用“叫车”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联合晚报》报道，杨勇在法庭中操一口中国腔的华语，并且是透过通译员供证的。
同样是“驾车”、“叫车”傻傻分不清楚，辩护律师盘问控方另一名证人，夫妻俩的朋友，房屋经纪孙倩（译音）时，再度紧咬新中华语差异这一点。
孙倩供证时称，自己在22日下午在长堤海鲜餐馆与胡俊和石莎吃完午餐后，“驾车”载席间的另一户人家去滨海盛景豪苑看一间公寓单位。
法庭通译员此时将“驾车”听成“叫车”，因而译成“hail the car”。辩方律师于是大做文章把“驾车”和“叫车”写在纸上，要求孙倩指认自己说的是哪一个，最后指出通译员可能听错她的说法。
辩方律师在盘问卫生部官员林悦慧时，也同样质疑后者的华文水平会否导致信息失准。
林悦慧在庭上说，由于胡俊在23日出现症状，他们需要追查与夫妇接触过的那名德士司机，因此向陆交局询问，但当局和医院的电眼画面却没有任何记录。
他们于是将石沙的手机号码提供给当局，经调查才发现原来石沙当时是通过手机应用叫车，并和丈夫从酒店里乘搭私召车到医院。
林悦慧表示，虽然她以英文为第一语言，但自己在中学时，华文和高级华文皆获得优异成绩，在家里也主要以华语沟通。
她还称，自己之前在环境局曾协助将英文刊物翻为中文，加上石莎的语速不快，因此对于时间和地点她不太可能记录错误。
本地网民炸锅
这个新中华语大不同所以造成误会的抗辩理由很快就引起本地华文读者一片哗然。
一些网民的反应非常简单直接，认为这对武汉夫妇的抗辩理由根本是在“睁眼说瞎话”。
“又不是在讲湖北家乡话，彼此都在讲华语，会无法沟通？”
有网民则突破盲点指出，只是报告行踪而已，哪会存在什么语言上的谬误？
下面这位网民更呛辣，“新中用的同样是简体，有什么沟通问题？普通话听不懂，是要用英语是吗？你们两个才是问题好吗？”
有两位网民直言，那么多国外华人来到新加坡都能好好沟通，为何就他俩无法“用华语沟通”？
几乎所有网民都认为这对涉嫌隐瞒行踪，推高疫情扩散风险的夫妇应该被严惩，以儆效尤。
“……说什么新中华语不同出现沟通问题，荒唐理由令人失笑，罪成严惩取消居留权驱逐出境。”
根据传染病法令，初犯者可被判罚款最高1万元、监禁最长六个月，或两者兼施。
本案目前仍在审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