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在武汉封城后的一周，相隔11天内安排了两趟（1月30日和2月9日）专机将266名自中国武汉封城后滞留当地的新加坡人和他们的家属回国。
我国驻华大使吕德耀日前接受《亚洲新闻台》访问时，分享派驻在中国的新加坡外交部官员如何日以继夜地安排，才能让国人坐上这两趟来之不易的回国之旅。
据吕德耀所知，新加坡是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第三个获准撤离公民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从湖北省将公民接回家的国家。
刚刚上任三个月的吕德耀说，整个撤离行动犹如真人秀“极速前进”（Amazing Race），在极端的时间压力下进行。
困难一：官员无法亲自到武汉安排
武汉并没有新加坡总领事馆。我国目前在北京有驻华大使馆，在成都、广州、上海、厦门以及香港都设有总领事馆。
吕德耀说，
当时整个湖北省都被封锁，新加坡外交部官员无法进入武汉市或湖北省安排，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北京进行远程规划、沟通和执行整个撤离行动。
困难二：没有交通工具运送国人到机场
吕德耀说，有一些要撤离的新加坡人住在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等偏远的村庄，离机场约10个小时车程。
然而，外交部官员在距离起飞12小时前，才获得中国官方的批准撤离公民。可想而知，时间非常紧迫，而且所有陆路交通都被中断了，如何才能将国人及时送到机场？
当时，武汉的公共交通被中止，许多出租车都被当地政府征用，出行并不容易。更何况，当许多租车公司发现他们的司机如果去过武汉后就会被隔离时，就一口拒绝提供服务。载送国人到机场的交通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
所幸的是，旅居当地的新加坡人非常互爱互助。
吕德耀说：
“我们知道有些新加坡人，虽然决定不回国，仍然自愿开车送其他新加坡人到机场。”
困难三：筹备资料的错综复杂
撤离前，外交部官员不眠不休，协调并得到包括16个市县在内的各级政府的相关撤离批准文件。
吕德耀说，每次飞行前，外交部官员都有很多工作要准备，例如必须得到将要撤离的新加坡人及其家属的所有资料细节。
“我们必须确保他们的证件齐全，将他们分成小组，确保他们使用正确的路线前往机场，才能为他们拿到正确的车辆通行许可证。”
吕德耀透露，自撤离行动以来，他的团队士气高昂，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帮助新加坡人安全返回家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他补充说，官员沉重的工作量已经对其中一些人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我们的一些官员一度出现幻觉，有时电话没有响，他们却听到电话响。”
他解释说：
“因为在那几个星期里，他们不停地打电话，和滞留当地的新加坡人、中国官员、湖北官员交谈。有时做梦都在重复着这些情景。”
吕德耀说，因为长时间待在一起并肩作战，整个团队的关系在这个事件后变得更加亲近了。
目前，约有80名新加坡人因为工作或个人原因选择留在湖北省。目前约有1万3000多名新加坡人居住在中国大陆。
目前还没有第三趟撤离回新加坡的航班计划。吕德耀劝请目前在中国的新加坡人，以及其他计划前往中国的新加坡人，务必向外交部登记，随时保持联系，日后需要帮助时至少能处变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