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旅游危机到为生计担忧，自从2019冠状病毒疾病（简称冠病19）疫情开始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蔓延开来，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
新加坡目前是中国境外冠病19确诊病例第五大的地区，我国在疫情早期就迅速采取控制疫情的措施，包括规定所有过去14天内曾到过中国大陆者，都必须申请14天缺席假（Leave Of Absence）。过去14天去过湖北的人士，也必须居家隔离（Home Quarantine Order）14天。
由于早前人力部曾宣布说，估计还有约3万名在本地工作的中国人未返新，于是政府在2月8日也宣布，所有在准备回返新加坡开工前的14天内去过中国大陆的外籍员工，必须在返新日期至少三天前向人力部申请，征得当局同意后才能入境。
本月18日，我国政府更是加强措施，宣布所有曾在过去14天到过中国（湖北以外）的公民、永久居民和长期准证持有者，回返新加坡时都会接获更严格的居家通告（ Stay Home Notice），必须严格留在家中14天自我隔离，不得外出。
新加坡的中国人社区，是仅次于马来西亚人的本地第二大外国人群体，上述措施的影响尤其严重。
本地有将近40万名中国人，分布在学术界、商界等不同领域内，当中一些更从事着许多新加坡人不愿从事的蓝领工作，如建筑业和服务业等。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担心着依然身在中国的家人。疫情的爆发也严重影响了本地的商业和经济活动，一些人甚至必须面对大幅减薪，一些则被迫困在新加坡无法回返中国。与此同时，他们还得顶着“病毒起源国公民”的标签，承受着不受欢迎以及被歧视的待遇。
《星期天时报》采访了20名在本地的中国公民，了解他们的生活在过去一个月里发生了哪些变化。
来新探亲的中国人——有家归不得
来自中国山东的侯传全（音译，下称侯先生）陷入了两难困境。
去年11月他留下妻子在老家，开开心心来到新加坡探望在本地当庙宇经理的儿子以及两名孙女。他原本只打算住上两个月，岂料却碰上了冠病19疫情，如今已经逗留了三个月，可能还会更长时间。
从上个月下旬开始，中国政府为了阻止冠病19疫情蔓延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锁，暂停了进入山东的所有陆路交通，侯先生因此回不了家。
侯先生接受《星期日时报》访问时说：“我住的村子离青岛机场有600公里，一般需要七个小时的车程。但现在我回不了家，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可乘，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锁了。无可奈何下，我延长了新加坡签证两次。”
据《海峡时报》报道，2月1日至17日期间，移民与关卡局批准了约9700份申请，让中国护照持有者的短期探访准证延长一个月。
在新打工的中国人——薪水减少
由于疫情爆发后，新加坡人多选择减少外出，全岛许多商家都受到影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那些聘请大量中国员工的餐厅，比如提供中国大陆美食的餐厅和按摩院，这些餐厅的顾客数量至少下降了50%。
在四川餐馆担任服务员的朱芙蓉（音译，41岁）说：“春节后，我的薪水减半，从2000新元减至1000新元。”
另一名来自安徽省的女服务员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餐厅，说她从未见过餐厅里完全没有顾客的。她说：“正常情况下，即使下午非繁忙时段，也至少有几张桌子有客人。”
按摩院也难逃厄运。在马里士（Balestier）的一家按摩院，一半的技师没有接到足够的工作量。
“以前，我们11个人工作12小时，顾客源源不断。现在，我们只有四、五个人有工作，而且每天也只工作4、5个小时。”
“顾客都很担心疫情。他们会先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最近有没有技师回中国，然后再决定是否要预约。”
唯一让本地中国人比较安慰的是，这场疫情让许多人与中国的家人和朋友走得更近了。
自从中国实施旅行禁令后，当地人都躲在家里不外出。
在本地担任按摩技师的李小姐说，因为店里生意不好现在比较有空，每天会花1个半小时和她的父母和亲戚聊天。
她说：“我老家的村里一个病例都没有，而新加坡的病例似乎很多，所以我父母更担心我。”
来自武汉目前在新担任工程师的林先生（27岁）每天都通过社交媒体与武汉的父母和朋友保持联系。
这段冠病19插曲让他更加深刻地思考自己作为独生子的角色。他在2018年1月来新加坡读研究生，去年8月在本地找到了工作。
他说：“我现在正在研究医疗保险，想为我的父母购买。”
受到歧视
几天前，来自浙江的大学生陈一冰（音译，20岁）在地铁上不小心撞到了一名女士。
“我当时戴着口罩，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和朋友聊天，别人一听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她说：“那名女士竟然非常大动作地扫了扫自己的衣服。当时我对她的反应感到非常震惊，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待遇。”
自疫情爆发以来，陈一冰不得不“先发制人”，告诉别人她不是来自湖北省或武汉。
“这是大家一开口就会问我的问题。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我还得告诉大家，我最近没有回中国。”
虽然如此，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中国公民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到受歧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大家源于对健康风险的担忧，而不是基于国籍的偏见。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恩赐副教授表示，在疫情爆发期间，我们对中国人“提高警觉”是可以理解的。
他说：
“我认为国人对最近几周刚抵达新加坡的中国公民保持‘谨慎’和‘警惕’是合理的，就像我们在有人清嗓子时保持‘谨慎’和‘警惕’一样。但如果进一步对他们不友好的话，就是偏见了。”
新跃社科大学应用研究中心的梁振雄副教授认为，偏见或刻板印象是后天形成的，有时来自负面经历，例如有关中国游客举止粗鲁的新闻报道。
然而，他说：
“刻板印象是双向的。新加坡和中国公民如今对作出可能被认为具有歧视性的言论和行为时更加注意。”
随着世界各地的卫生专家竞相寻找冠病19的治疗方法并发现更多关于病毒的信息，中国人感到情况正在好转。
来自浙江的32岁的Bonnie，在本地担任银行顾问。她说，与新加坡朋友与同事讨论冠病19，让彼此都有了更好的了解。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Bonnie曾回中国过年，本月10日才返回新加坡，目前还在休14天的缺席假。
Bonnie说：“同事们都很支持我，会问我身体还好吗，甚至主动给我送饭。”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在一起携手奋斗对抗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