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F4”何许人也？如果这个名词让蚁粉此刻幻想的是四个长发飘飘的潇洒少年，红蚂蚁在此诚挚道歉……
“湖北F4”的确是四人“团体”，至于帅不帅红蚂蚁就不予置评了。
先科普一下，“湖北F4”是本次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简称冠病19，前称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中国网民调侃四位当责官员的流行语，指涉的分别是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武汉市长周先旺四名官员。
本次疫情从湖北省的武汉市开始爆发，上述这四人都被质疑瞒报疫情、防疫不利以及在疫情爆发期间曾参加或组织大型活动。
疫情爆发以来，“湖北F4”始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要求他们下台的声浪不绝于耳。
蒋超良和马国强被免职
或许是听到大众的呼声，今天（13日）“湖北F4”正式迎来解体。
官媒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将不再担任原本职务，取而代之的分别是原上海市长应勇和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
蒋超良和马国强分别是本次疫情中被撤换的第三和第四名官员。2月10日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张晋和卫健委主任刘英姿也被免去职务。
F4如何把“可防可控”玩到一发不可收拾？
冠病疫情从官方原本宣称的“可防可控”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湖北省和武汉政府在去年12月出现可疑病例却选择秘而不宣的姿态无可避免地被舆论放大检视，身为疫情爆发地点领导高层的“湖北F4”难辞其咎。
以下是一些简单的时间序：
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一则有关“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内部通告在网上流传。
1月1日包含已故李文亮医生在内地8名网民因分享疫情消息而被武汉公安局以“发布不实信息”训诫。
巧合的是，在1月11日至1月17日湖北“两会”（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期间，当局一连7天宣布没有任何新增的确诊病例。
随后官方持续维持疫情“可防可控”的论调，甚至在1月18日如期举办有大量民众出席的“万家宴”。
1月20日中国传染病权威钟南山首度确认冠病19会“人传人”，同时证实早有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自此疫情“公开”地一发不可收拾，武汉在1月23日实行封城，但冠病疫情已经在全中国和全球范围蔓延开来。
“答非所问蒋超良”和“深感内疚马国强”
疫情爆发后，防疫工作慢了好几拍的“湖北F4”仍然是偶有“佳作”。互联网广为流传的“湖北八骏图”段子中就特别挑出“湖北F4”加以调侃：
“一问三不唐志红，准备不足邱丽新，人不传人是高福，物资充足王晓东，等待授权周先旺，深感内疚马国强，可防可控王广发，答非所问蒋超良。”
先说“答非所问蒋超良”，1月30日的一场记者发布会上，蒋超良回答记者关于武汉春节人员不能进家门和武汉医院物资短缺的提问时，始终低头念稿，并未正面回答问题，因此被网友讥为“答非所问蒋超良”。
下一位，“深感内疚马国强”。
马国强在1月31日接受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节目采访时，声称自己在处理疫情上愧疚和自责：
“首先我说我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严厉的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
“那么我们可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这个结果没有这么严重，那么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不过当时许多网民并不买账，认为疫情已经害死多条人命，马国强应该立即辞职。
此外，马国强在2月10日继续加码演出。
当时他响应中央指导组的“应收尽收”政策，声称当局在武汉市针对冠病19的人数排查已达到99%，引起许多包括自己和亲友都没接到排查的网民抨击他睁眼说瞎话。
事实上，早在2月8日，曾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在其麾下服务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就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的身份前往武汉领导防疫工作。
本次接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上海市长应勇也曾在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期的部下，曾任职公安系统和担任二级大法官的他也是政法系统出身。
至于接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忠林同样也是政法系统出身。
如此一来在本次疫情当中“空降”湖北省的三位官员之中，有两位是习近平的子弟兵，同时所有三人都是政法系统出身。
分析指出，政法系统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可靠，更得中央的信任。中国时事评论员吴强告诉《BBC中文》，北京此时舍专业干部取政法干部履职的原因是为了避免此次疫情造成的公共危机演变成政治危机。
历史学家章立凡则表示现在体制内外都有问责习近平的声音，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要用自己人。”
“疫情本身已经引发人道危机了，叠加效应会让政权很难承受，所以他们要抓紧时间维稳。”
这样的政治危机，简单来说就是避免不满疫情处理慢半拍的民怨延烧到中央乃至习近平身上。
“湖北F4”中尚未被去职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央视采访时曾直言：
“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
“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这段话隐隐约约透露疫情瞒报并不完全是地方的责任，中央同样也要担责。
湖北省权威公益门户网站“汉网”早前一篇《“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的文章也也披露，武汉当局早在12月就已将相关情报上报国家卫生部门，并声称当时周先旺也只是按照中央派出的专家组意见行事。
如果情况属实，网民调侃的“等待授权周先旺”看来和现实情况分毫不差。
无论拖延披露疫情是中央或地方的责任，中国官场本来就长期存在着需要正能量以“鼓舞全国人民”的现象，因此向上级“报喜不报忧”往往成为爆发重大危机的小火苗。
“湖北F4”是去其二了，但相同的官场文化，以及中央对地方无形的紧箍咒仍在，难保不会有更多的“答非所问”和“等待授权”的政治人物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