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水翼风筝板年轻选手墨士廉今年在各项赛事大放异彩。
他早在今年巴黎奥运赛事前，便获得国防部批准延缓服役。
然而，这无法避免每次只要有体育新星横空出世，本地社会总要吵一下的老课题：
国民服役究竟是不是新加坡男性运动员未来发展的绊脚石？
之所以会有这类争议，是由于运动员无法在服役期间保持系统化训练，和其他国家的同侪相比，相当于少了两年争取进步的大好时机。
但与此同时，国民服役和新加坡居安思危的国防思维紧密相连，更是全国男性的共同记忆，这又触及了平等性问题。
因此，双方论点争战不断。
缓役门槛太高？
认为我国运动员服役制度应做出改革的观点主要立基于：
运动员的黄金时间有限，若在竞技水平和体能处于上升时期，因服役而中断系统化训练，恐将影响后续运动生涯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精英运动员虽能申请延缓服役，但从近年来只有寥寥数人成功取得缓役资格来看，缓役门槛相当之高。
根据国防部设下的标准，那些获评估有望在奥运会等国际赛事夺牌的优秀运动员，才能获得长期缓役。
近20年来，只有游泳选手约瑟林、柯正文、帆船选手苏建达和在今年巴黎奥运夺下银牌的墨士廉获准缓役。
前三人都已完成服役，墨士廉则获准延至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结束后服兵役。
这当中，是否会有遗珠之憾，例如那些有潜力，但尚未兑现天赋的运动员？
在部分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巅峰期或许不会来得那么早，然而间中若无法保持系统化训练，却也可能从此错过原本可能到达的高点。
再者，从竞技项目来看，获得缓役的运动员都属于个人单项。
团体运动的个人贡献更难以量化。
说句难听的，以新加坡国家足球队的贫弱表现，即使新加坡出了个梅西，恐怕也是独木难支，当然也不可能以在国际赛事取得优异成绩乃至夺牌而获得缓役。
足球这项团体运动，过去就爆发过数起潜力新星冲撞服役制度的事件。
2019年，效力于英超球会富勒姆的班·戴维斯（Ben Davis）因缓役申请遭新加坡国防部拒绝，选择逃役。持有泰国护照的他如今效力于泰国职业联赛球队，并已代表过泰国国家队出战。
2021年，在英超球会狼队（Wolverhampton）效力的新加坡球员哈里·伯威斯尔（Harry Birtwistle）同样触犯国民服役征召法令，并申请放弃国籍，当时新加坡国防部回应称，放弃国籍不应该被用作逃避国民服役的手段。
目前，新加坡足球运动员虽能在服役期间代表幼狮参加新加坡超级足球联赛，但相关制度的整体精神更像是“先是一名国民服役人员，而后才是一名球员”。
举个例子，去年1月入伍，目前在警察部队服役，并暂时“借调”到幼狮的原后港联（Hougang United）后卫法汉（Farhan Zulkifli）如此叙述他的日常。
“……通常是从早上8时半至傍晚6时的国民服役任务开始，接着是晚上7时至9时的足球训练。”
换句话说，他是以业余状态踢球。
翻阅本地媒体报道，过去也有为数不少运动员及前运动员申诉在服役期间未能维持规律训练，进而影响了后续发展，有者甚至只能从此结束运动生涯。
国民服役是“众生平等”
但反对改革运动服役制度的观点则认为，国民服役必须有普遍性和平等性，如果针对运动员另辟蹊径，那就可能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既然运动员可以，其他领域表现杰出的国人是否也可以有类似待遇？长此以往，将导致国民服役的正当性与支持基础被削弱。
2017年三司特别庭针对逃避国民服役者的发表的判词，或多或少反映了上述担忧。
三司特别庭指出，国人被征召入伍时必须“搁下个人便利和考量”，否则为国民服役而做出个人牺牲的人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怨恨情绪，久而久之，恐造成他们士气下降，最终削弱公众队国民服役的支持。
从国家利益着眼，新加坡这个小国在国防方面务必自立自强，国民服役更是这项国策的重要核心。
这派观点强调，国家在处理运动员兵役问题时必须谨慎，包括在评估申请缓役个案时，务必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并维护公平工程的原则，避免让社会有偏颇之感。
台韩做法较宽松
对全球大多数运动员而言，国民服役并非课题，毕竟义务服役是少数国家和地区才有的制度。
以亚洲地区来说，台湾和韩国是另外两个实施兵役制度的例子。
上述这两个地方针对运动员服役采取的做法有所差异，但整体而言较新加坡来得宽松。
根据韩国法律，成年男性在28岁前必须入伍服役，但运动选手若能在奥运会拿到前3名或在亚运会获得金牌，就能豁免兵役。
近年来最有名的例子是英超球星孙兴慜，他在2018年以26岁之龄协助韩国夺下亚运男足金牌后，得以豁免入伍，至此不必再担心如日中天的职业生涯因履行国民义务而中断。
今年巴黎奥运获得乒乓混双铜牌的27岁韩国乒乓球选手林钟勋，亦是在入伍前20天“压线”赢得奥运奖牌，从而豁免当兵。
台湾的规定则相对韩国宽松，运动选手只要代表台湾参加特定级别的国际赛事，就能取得“补充兵”资格。
一旦成为补充兵，只须接受12天军事训练即可，但在之后五年内属于“列管”身份，一旦被征召代表台湾参赛就必须配合参赛。
无论如和，上述两种方式并非全无争议。
针对一些表现未必出色，但却能搭上免役顺风车的运动员，韩国民间经常有不满情绪。
譬如在2012年伦敦奥运的男子足球铜牌战，韩国后卫金基熙虽然在前面几场比赛完全没上过场，但在铜牌战领先情况下，教练特别安排他在最后几分钟替补登场，让他能以铜牌得主身份获得免役资格。外界也因此嘲讽，他上场四分钟便能少当两年兵。
在部分体育项目，韩国国家队也因经常优先选拔“尚未服役”的球员，而非纯以实力为主要考量，遭质疑是本末倒置。
在免役条件已相对宽松的台湾，也仍运动员因试图进一步逃避义务而备受争议。
去年，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打拼的棒球选手张育成以处于职业关键期为由，“婉谢”台湾棒球队征召参与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
由于张育成当时仍在列管期间，“婉谢”说法引发舆论哗然，批评他此举形同逃避兵役，痛骂他“如果不想代表台湾出赛就去当兵”。
迫于社会压力，张育成随后允诺加入台湾棒球队参加该届赛事。
从台韩的争议来看，即使服役制度对运动员的灵活性相对更大，仍难免争议。
尤其是给运动员的服役义务另辟蹊径，可能引发民众产生“他可以我不可以”的负面社会氛围，进而动摇国民服务的正当性和支持基础的风险，更是不可轻忽。
与此同时，社会也应勇于讨论更多可能性，譬如除了国家争取荣誉，若有运动员在运动领域取得个人成就，相关制度能否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假设新加坡有一天真的出了个梅西，在球会层级大放异彩，这样是否也算是为新加坡争光？我们是否又该据此检讨长达两年的国民服役会不会扼杀其兑现天赋，取得更高成就的可能性？
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适合的方法，但展开更多讨论，寻求更多共识，是必须踏出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