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忠的名字，并不如他所效忠的政党——工人党的名字来得响当当。
但这名工人党前非选区议员所撰写、日前出版的新书《蓝色旅途：透视新加坡工人党》（Journey in Blue - a peek into the Worker's Party of Singapore）如今却也响当当了一回。只因为他在书中揭露了向来蒙着面纱的工人党，这个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内部的运作模式。
现年55岁的余振忠在今年7月10日的新加坡大选中，代表工人党出战马林百列五人集选区，最终以42.24%的得票败给由陈川仁领队的人民行动党“五男团队”。
余振忠在面簿上发贴文自问自答：
“我是不是要退出政坛？我还是会继续服务工人党，但我不打算出战未来的大选。许多更年轻更有资格的人选已经站出来，我不认为我有必要再活跃于大选。你读到的信号没错——2020年将是我参与的最后一届大选。”
他在接受《网络公民》访问时说，这样的一本书通常是在旅途的最后一段才会撰写的，也算是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下句号。
在第二道自问自答中，他透露，这本书是他的私人项目，并非“奉旨”撰写的。书中内容是他有感而发所写，不是被谁要求写的，也没有被谁要求删掉哪个部分。
“我修改了一些信息是为了让它更贴近事实，然后又加入更多信息让事件和对话的描述更清晰，但内容基本上是未经审查的。这是我个人的书，不是一个政党的刊物。”
“这本书也不是什么大揭秘，我只是在书中尝试推广更好的政治教育，因为我觉得那些想写关于我们（工人党）或者批评我们的人，应该先好好了解今日工人党内的运作。这些年来，我有幸参与本地最大反对党的转变过程并扮演一个角色。正因为我无意在未来大选中出战，我可以更从容地畅所欲言。”
以下就是余振忠在书中所透露的一部分“未经审查”内容。
党内存有“反刘程强”势力
余振忠在书中首次证实，工人党内部确实有一小群党员认为，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在党内国会议员手里管理不当，导致出现财务和治理方面的疏漏。
据余振忠透露，这个目前还在审讯中的“市镇会提告市镇会理事”官司加上前秘书长刘程强过去曾清除一些工人党党员所引起的不快，直接促成2015年大选时工人党“失去光彩的表现”，也化身为一道闪电，劈出工人党2016年的“公开挑战秘书长事件”。
“（党内）对刘程强的不满一直都存在，但他们需要一个领袖以及机会推翻他。对方阵营人数太少。他们至少需要一名议员级人物在背后支持，才能赢得其他人的支持。”
这股势力后来集结在阿裕尼团队的陈硕茂身后。对方在2016年的干部大会挑战刘程强，不过最终败下阵来。这个对外轻描淡写带过的竞选，开票过程却是极度紧张的，计票时直接将成绩投影在大屏幕上。
当时，刘程强将手中未投出的票举起来让大家见证，然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当天投票的106名工人党党员。
不过余振忠指出，那次的事件并没有影响到陈硕茂与工人党内其他领导的关系。
刘程强后来在2018年退下来，将秘书长职位交到毕丹星手里。早在今年年初，刘程强就已经决定不再参与大选，并非因为后来跌倒伤到头部，才决定不参选。
余振忠告诉《海峡时报》，工人党在2020年大选表现亮眼，毕丹星在新一届国会也赢得人们的赞赏。他不认为即将在本星期天（27日）举行的工人党干部大会新一届中委选举中，会有人挑战毕丹星的秘书长位置。
他补充说，刘程强之所以决定退出选举，是因为毕丹星已经向他证实了自己是一名称职的党秘书长。工人党会要求所有议员都必须把演讲稿提交给领导审查，然后刘程强总会根据他的经验提出建议。
“毕丹星是我们当中，学习能力最强的人”。
党内的分工
余振忠是在2011年大选初次代表工人党出战，赢得一个非选区议员席位。在出任非选区议员期间，他主要在工人党内负责与教育部相关的课题。
他在书中形容说，工人党内的议员们，每人都会被分配负责一个或多个政府部门的课题，通过分工合作来追踪国会上所提出的法案。议员必须为管辖范围内的课题草拟问题，然后整理出适合在国会上发表的相关提案。
工人党内部有一个专属掌管政策的小组，由前非选区议员吴佩松领导。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的吴佩松今年4月因健康原因，宣布卸下在党中委的多个职务，不再担任市镇理事会理事。
这个党内的政策小组也是一快肥沃的“人才培育地”。工人党目前的几名当选议员：陈立峰、贝理安与何廷儒，都是在政策小组内崭露头角而被挖掘的。
余振忠至今是工人党内在国会上提问最多问题的议员（虽然多数问题问了却没有得到答案，或者有答案但并非直接回复）。当他的非选区议员任期在2015年结束时，能与他并驾齐驱的，就只有行动党的义顺集选区前议员——李美花（花姐）。
佘雪玲如何加入工人党？
以国民团结党党员身份出道的佘雪玲，今年大选前突然“跳槽”到工人党，有人欢喜有人愁。但余振忠在书中透露，佘雪玲早在2015年就主动提出帮忙工人党拉票。
佘雪玲2011年曾在国民团结党旗下竞逐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席并取得不俗成绩。然而这位名声大噪的美女议员，并不打算出战2015年大选。她在获知余振忠准备领军出征马林百列这个她曾参选的选区后，就主动提出要帮忙。
余振忠接受了她的好意，原本想安排佘雪玲和他的参选团队一起出现在区内一场走访活动上，不料却先后接到党主席林瑞莲和秘书长刘程强的关切短信，要求他取消这项安排。
刘程强还特地安排与他见面。余振忠在书中写道：
双方争论45分钟之后，刘程强带着怒火对我说：“我原本以为你会有更好的政治判断能力。我们是工人党，必须以工人党的身份竞选。”
刘程强当时认为，佘雪玲的政治明星效应过于突出，很可能会干扰到工人党团队的选战。余振忠虽然没有完全被说服，但为了维持党的团结，决定让步，只让佘雪玲低调在幕后帮忙。
帮着帮着，她还成了工人党60周年党庆特刊工作小组的成员，与党内成员合作愉快，奠定了她日后加入工人党的道路。
最痛苦的国会辩论：阿裕尼—后港市镇会案件
余振忠在书中指出，对他而言，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就是国会中展开的关于阿裕尼—后港市镇会案件的重大讨论。
“对我而言，真的相当痛苦，只能在旁看着整场辩论，看着行动党在这个现代格斗竞技场上，不断地重重挥出一拳又一拳。”
余振忠说，他与同为非选区议员的严燕松，接到党内指示让他们置身事外，不要参与辩论，因为他们并不隶属于阿裕尼—后港市镇会。
他说，当关于这个课题的辩论在国会中进行时，一到中场休息时间，工人党的议员们在国会的茶室，总会不约而同与自己人待在一起，因为在那种时刻，与行动党议员打交道，实在怪尴尬的。
其他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工人党和行动党的议员们私下还是相处得很愉快的。
余振忠今天也以行动证明了这点。他跟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吃了午餐，赠书给这名圣伯特理中学的学长。
“和杨荣文愉快地吃了午餐，他对事情的深思熟虑与见解，是我非常佩服的。我们约在如切一带的新加坡欧亚裔人协会。这栋楼对荣文意义重大，他曾经在内阁中是欧亚人士的代表，如今也是协会的赞助人。如切区则对我和《蓝色旅途》这本书而言，意义重大。因此，约在这里，最是完美。”
新加坡的政治何尝不也是这样？台上吵吵闹闹争得面红耳赤，台下一家亲一起吃饭聊梦想。
新加坡很小，小到大家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羁绊，不是某某人的某某人，就是曾在某某地方有过共同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