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很多人都在追求五个C——事业（career）、信用卡（credit card）、汽车（car）、公寓（condominium）和乡村俱乐部会员证（country club）。
然而，这名33岁的新加坡男子却辞去医生的铁饭碗，冒着生命危险独自跑到枪林弹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无条件为当地难民提供医疗等援助，这一帮就帮了18年，这些年来都没领过薪水。
目前仍在阿富汗当地的黄医生（Wee Teck Young）现年51岁，能说得一口流利的阿富汗方言达利语 (Dari）以及普什图语（Pashtun）。
当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家庭医学硕士学位的黄医生，毕业后和几名朋友一起开办了诊所，“钱途”一片光明。他当时根本没想过自己的生活接下来会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巴基斯坦难民营待了两年半
2001年，911恐怖袭击引发的国际冲突使到阿富汗国民饱受战火蹂躏。
有一天，黄医生听说一个非政府组织（NGO）正在寻求医疗人员前去帮助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奎达县（Quetta）的阿富汗难民。希望出一分力的黄医生，2002年毅然前往奎达难民营担任医生。
初来乍到的他形容奎达为“一个尘土飞扬的无人区、一个狂野的西部”，到处都是带着对讲机的塔利班叛乱分子（Taleban）。
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看到了苦难和微弱的人类恢复能力。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冲击。人们怎么能这样生活，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在他接触一个阿富汗孤儿Najib后，更巩固了他想帮助更多阿富汗人改变生活的想法。
Najib的父母在爆炸后丧命，他和祖母逃到奎达，他以捡垃圾为生。
黄医生说：
“有一次Najib双手沾满血来找我，拎着一袋装满了吸毒者用过的玻璃注射器。我试图向他解释不能捡这些东西，但并没成功，因为对他来说，玻璃更值钱。”
另一次，黄医生为Najib和他的祖母拍照时，黄医生让Najib对着镜头笑，岂料他的祖母非常生气地对黄医生说：
“你为什么要他笑？他没有任何理由值得一笑。”
这句话，让黄医生哭了。
帮助了不少人的黄医生，当地人为他取了一个阿富汗名字“Hakim”（意为医生）来感谢他。
在奎达待了两年半后，黄医生决定移居阿富汗。那时，难民都陆续回去阿富汗，他想陪着他们回去，想带给他们微笑。
在阿富汗山区住了7年
2004年，黄医生到了阿富汗巴米扬省（Bamiyan），在一家非政府组织担任医疗专家。
巴米扬是1500多年前雕刻在悬崖上的佛像的故乡，这尊佛像曾经是世界最高的，但佛像却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
当地的村民不喜欢陌生人，尤其是外国人和未婚男性。不过黄医生有幸认识了一个当地旅馆的老板，两人成了好朋友，邀请他一起居住。对方甚至把他当成孩子般对待，也协助他进入阿富汗村庄。
虽然是旅馆，实际上是一间泥房子，最初屋内并没有厕所。他居住的村庄平均每天有两个小时的电力供应。日常饮食很简单：米饭配土豆和胡萝卜。
冬天，这个地方的最低温会降至零下20多摄氏度，只有一个小煤炉让他取暖。外出到市中心需要骑35分钟的脚踏车从村子下山，回家则需要1小时上山。
黄医生在两个偏远的山村待过，教村民基本的急救知识和医疗保健。他也充当牵线人，让当地的卫生理事会与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战后重建与救援工作组接洽，为当地的卫生工作者、护士和医生成立了卫生培训中心。
黄医生在巴米扬省待了七年。期间，除了医疗服务，他也开始关注其他可改变当地人生活的领域，包括教育和社区发展。他开始为巴米扬大学的年轻人举办关于和平的讲坛。
受包括Najib在内的当地阿富汗人的启发，他在2005年建立了非政府组织“A Journey To Smile”（红蚂蚁自己翻译的：微笑之旅）。后来改名为“Afghan Peace Volunteers”（红蚂蚁自己翻译的：阿富汗和平志愿者）。
起初，这个非政府组织由来自不同交战方和种族的阿富汗年轻人组成，他们希望在一些问题上畅所欲言，包括他们对国内冲突和动乱的感受。
2012年，黄医生因人道主义工作获得国际普费弗和平奖（International Pfeffer Peace Award）。那些他帮助过的孩子们，早已把他当成了“父亲”。
2012年他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市中心一栋摇摇欲坠的大楼里继续经营着“Afghan Peace Volunteers”。在喀布尔，他住了一个房子，与6名Afghan Peace Volunteers住在一起，每天只有一小时上网时间，与新加坡的亲人保持联系。
那段期间，“Afghan Peace Volunteers”的关注点也逐渐转移。它在官网介绍说，这个不隶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的组织，将其使命描述为“用非暴力关系缔造群聚效应，建立一个绿色、平等、非暴力、没有战争的世界”。
该组织约有70名活跃成员。2015年，他们开办了无国界阿富汗街头儿童学校，开设阅读、写作和数学课程，学习如何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目前学校有117名学生。
其中一名学生是14岁的Inaam，他是一名街头擦鞋工，周末才有时间到学校读书。由于父亲吸毒成瘾，几乎不在家，所以这个十多岁的孩子不得不半工半读，为家庭生存而努力。
如今Afghan Peace Volunteers是他的第二个家，他不再是擦鞋匠，在一所公立高中就读八年级。在寒假期间，Inaam大部分时间都和Afghan Peace Volunteers的志愿者们在一起，黄医生也把他当儿子一般看待。
他们也开办了一个食品银行，义工需要挨家挨户敲门去找人捐赠食物，为街头儿童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提供食物。
另外，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冬季羽绒被项目，由阿富汗女裁缝生产的羽绒被会分发给喀布尔的贫困家庭。
此外，他们还开办非暴力讲习班、和平会议、工人合作社、小额信贷等。
他们的关注也不仅限于阿富汗，也举办每月一次的“全球聆听日”（Global Days of Listening）计划，该计划通过Skype将来自世界各地冲突地区的人们联系起来。
没领薪水靠人与人之间的爱来过活
黄医生和其他志愿者没有领取任何工资。
黄医生说：
“我的动力几乎都是来自街头儿童学校，我喜欢看到阿富汗儿童脸上的笑容。”
该组织只接受在海外居住的阿富汗人以及黄医生的朋友和支持者的资助。
他说：
“我不需要太多。我的资金来自于我的医学朋友和陌生人的善心。”
黄医生深知，单凭自己的努力无法影响到全部阿富汗人，但他仍然很高兴能够帮助少数有需要的人。
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变和帮助我身边的人，无论是志愿者还是通过这些项目获得帮助的人。
来自普通家庭自小热爱帮人
黄医生并不是那种不用工作也不愁吃穿、含着金钥匙出世的孩子。
他的父亲是一名推销员，母亲是家庭帮佣。黄医生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哥哥。
早年，他与祖母、几位亲戚住在联邦道的一套三房式组屋。父母后来在荷兰村买下属于自己的三房式组屋，他们现在还住在那里。
黄医生在英华中学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然后在莱佛士初级学院修读A水准课程。他擅长科学，后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医科。
他从小就爱帮助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十多岁时，他曾担任青少年挑战中心（Teen Challenge）和新加坡反毒协会（Singapore anti - drugs Association）的志愿者，为吸毒者提供辅导和补习。
谦虚的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没什么特别。他说：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善良的，都想帮助。他们找机会去帮助别人，只是有些人没有花更多时间去找机会。”
他曾经给一名年轻人补习功课近3年，当时对方正准备上理工学院。
后来这名年轻人跟别人打架时错手杀了人。黄医生于是自掏腰包为年轻人请了辩护律师，这名少年最后被控误杀，判七年监禁。年轻人后来希望可以继续读书，黄医生就替他写信给监狱申请。听说，这名年轻人后来顺利在国大毕业。
1993年，黄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后，他读了一篇关于志愿者带着一群四肢瘫痪的人出去玩一天的文章，从此对帮助残疾人产生了兴趣。
当他发现本地医院没有四肢瘫痪的数据库时，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坊组。
“当中许多人困在自己的房间里很多年，一直依赖于看护者。我从他们口中，找出他们所认识的处于同样处境的人。下班后，我会去拜访他们并做调查，看看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包括不要对希望说不，更别说希望是假的。”
父母支持他的慈善事业也担心他的安危
黄医生的年迈父母支持他的工作，但并没有减少他们对他安全的担忧。黄医生每星期会固定两天与父母通过微信聊天，让他们放心。
他说：
“我请求他们的原谅，每年都会回国看望他们三次。”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仅2019年的首9个月，阿富汗就有2563人死亡，5676人受伤。2019年第三季度，阿富汗平民伤亡人数更是创下新高，主要原因是亲政府和反政府分子之间的暴力冲突。
2018年黄医生接受采访时说，人际关系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所在的群体，我相信人际关系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然而，有一种关系他至今还没有开始，却没有给他造成困扰。他说：
“我并没有计划单身。但也没有计划结婚。我想如果它来了，它就来了，如果它没有…...就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