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马来西亚大选是我身为新加坡人感觉特别深刻的大事件，逢人就关心马国的朋友和亲人会不会回乡投票，就像自己的国家选举一样。
这是什么心态，我自己也想访问一下自己，我甚至深信很多新加人都和我一样关心。
新马本为一体，分家后走上迥异的道路，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水平和生活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变化是理所当然。可是对于不得不在边界两地生活、奔波，甚至是挣扎的人却有多番滋味，心里偷偷希望1056米的新柔长堤可不可以变短一点、关卡的通关时间缩短一点、来往的车子变少一点或者往来的公共巴士的趟次再频繁一点。
其实长堤连接两地，走在任何一端，地不老海峡往两面展延，伸向无垠的远方；原本风光可以旖旎，涛声可以动听，金色的晨曦和紫色的晚霞可以映入双眸。
然而，现实是大家一踏入关卡重地，旋即化身奔腾驿马，神经即刻绷紧、脾气即刻暴躁，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唯一能做的就是直视笔直直的长堤对岸关卡，关注身边的车辆，心里惦着这一头，前方盼着那一头：两头都有家，都是家。
一衣带水的马来西亚资源丰富，和地小缺乏自然资源的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后必然以不同的策略走向发展之路。然而发展再迥异，关卡再难过，缺始终割不断，分不开许许多多的新马大家庭，普遍看到一个家庭里成员拥有不同的两国国籍、成员分居两地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状况。
对于两国的发展，我感觉特别敏感，观察特别细微，不外基于几个原因。
其一：我的大家庭就是一个典型新马合体的家庭，祖父在柔佛州南部小镇白手起家，积累小小家业。犹有甚之，祖父还娶妻一边一个（当时还没分家），一个是中国来的大祖母，一个是我们自家的海峡华人小祖母，极有代表性。他们在两地开枝散叶，战前生的孩子，如最年长已年过八旬的姑妈、大伯父、二伯父和我父亲都是念乡镇小学，再到新加坡上中学的华校生。
战后祖父从抗战期间的中国经商失意归来，回到带着孩子逃难并同时坚守家业的两个妻子身边，还勇猛的再添两男两女。此时新马已变天，政权已更迭，祖父把战后生的孩子带到新加坡接受纯英文教育。这一家两室的大家庭感情算融洽。
祖父过世后，两妻室年老时分居新马两地，不过最终他们三人都在马来西亚家乡小镇义山山头毗邻长眠。对于在新加坡出生的子孙，每年清明都必须回乡祭祖。
其二：生长在一个新马大家庭还不够，新加坡出生之后，因父亲的工作，我在马来西亚度过七年童年，活脱脱一个脚踏土地的乡村野孩子，小玩伴无数，空间开阔，快活无比。童年的快乐为我后来到新加坡学习生活提供良好的铺垫，马来西亚更成为我周末必须回到的“家”。
我目睹这个临近新加坡的小镇居民受益于彼岸的快速增长，纷纷出去新加坡工作，例如，我的干姐姐年轻时就是每天坐着工厂巴士出入新马两地的车衣女工，当时新马汇率相差无几，巴士途经兀兰关卡前的商店，大量大马工人会停下购买公认更便宜和新鲜的水果。随着两地汇率相差越来越大以及兀兰巴士总站的转移，我们目击兀兰市镇中心的凋零，灯火慢慢的泯灭。
我最好的邻居是同龄玩伴，马来西亚人，由于只受过小学教育，成年后她到新加坡工厂当生产工人，也就是新加坡发展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典型马来西亚劳工，可惜她婚后艰苦的生活再加上疾病，早早含恨离开人间。她的大哥则是每天骑着电单车往返新马的技术工人，一个人养活家小六口，就靠他每天起早摸黑去“赚新币”。
其三，已不难猜测，我们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分不断，更为了方便“回家”而选择远离妈妈娘家的亲人，住在边界的兀兰新市镇——每个星期五一放学就等居住在马来西亚的爸爸开车来载我们，或者在节日大堵塞的时候甘愿冒着风雨和烈日高照走路过长堤回家度过周末。
当年的“新镇”已垂垂老矣，变成老区，不过我好像没有理由搬离，因为马来西亚那头的家还是得“回”。
我目睹年少时候的市镇中心有电影院、各式快餐店、“英保良”集团的百货公司，从无到有，又从繁忙到落幕；更看见水果和布庄商店一间间彻夜灯火通明到凋零到结业，直到去年因发展计划而纷纷搬离，原址被封锁，准备拆除另作发展。兀兰“边境经济”的黄金岁月见证新马两地经济的转型，它的凋零也是理所当然。
当兀兰渐渐老去之时，还来不及在下届大选前修整日益暗淡的妆容，彼岸的新山已经犹如浴火重生般将万千姿采的霓虹射向天际和平静的地不老海峡。
我有一次登上新山一家新酒店的顶楼餐厅，现场演奏的乐队响彻云霄，露台可以远眺对岸的新加坡——原来那就是我昏暗沉寂的兀兰呀。而新山各区正大兴土木，到处彻夜赶工的景象自然对比强烈。当然，兀兰是住宅区，新山是整个柔佛州的门户，不能相提并论，但是看过新山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还是自惭形秽地陷入沉思。
而同样衰老了的还有我的父母，由于生活在两地，最辛苦的是我的母亲，她基本上打理新马两个家，周一到周五一个人在新加坡照顾三个孩子的起居饮食和学习：一个七岁、六岁和刚出生的弟弟，让父亲在小镇专心的工作，周末一定把我们带回马来西亚陪爸爸。
我们三个后来都大学毕业，她真是功不可没。我记得不谙英语的她在我小一时，拿着我的英文和数学练习本去敲门问马来邻居，然后自己把英文给学起来再回来教我，一边教我们要顾好弟弟。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当父亲无暇载送我们，母亲肩上背着马来西亚较便宜的蔬菜和种种食物回到新加坡，每周如此，有时因超级堵塞还必须走路过长堤。娇小的“新马母亲”背负了我们成长的负担，如今她开始受脚部膝盖剧痛困扰，总会说起当年可能就是因常年往返新马而造成的。
这样特殊的成长环境使我自然比一般新加坡人更关注马来西亚的发展。我们至今还是趁周末还是节庆的时候回到几十年都不变的小乡镇和亲人团聚，我们更留意到大新山地区的巨大变化。
小乡镇的年轻人也纷纷搬离，住到新的“花园”住宅区，大型购物商场更是到处林立，一片繁华景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原本荒凉的新山海岸线近年更是蓬勃发展，游人如织，甚至出现中资的大型豪华房屋发展项目。而中资的汹汹来势，可说激活了新加坡的邻居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
目睹这些变化，我和家人有时不禁戏言，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回到童年成长的马来西亚过退休生活，在乡镇开个小旅馆还是小餐厅。身为和马来西亚关系密切的新加坡人，我不否认在马来西亚的那份自在舒坦和情感归属，却同时无法摆脱新加坡的高效率和高速度。
眼见马来西亚政治面对前所未有的交叉路口，居留新加坡的约50万马来西亚公民可能起关键性作用，我竟然无端的兴奋起来，引颈期盼腐败势力面临公民责任的质问和道德良知的拷打。我甚至难以想象“回乡潮”将如何堵塞海陆空管道，帮助他们奔赴归途，行使手中神圣的一票，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
向来不掩饰有优越感和习惯性政治冷感的新加坡人，是否能从马来西亚大选唤起一点点相知相惜的火花，燃起对自身和国家命运的起码关心，已经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