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会在农历新年前再次就储备金议题展开辩论，但朝野双方的立场似乎并未因为辩论而改变。
人民行动党坚持现有的机制是负责任的，而反对党则认为政府应披露储备金的总额，也提出应该增加使用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简称NIRC）的部分。
李显龙总理当时参与讨论时透露，新加坡储备金长期投资回报率约为4%，每年取一半的收益（即2%）作为财政预算的一部分。
在如何善用储备金的议题上，新加坡过去30年的做法并非一成不变。已故前总统王鼎昌曾向政府提出优化动用储备金的机制。
2001年，政府修改宪法推出了50:50使用框架，限制政府只能动用50%的利息与股息收入，剩余50%必须存入储备金。
2008年，政府扩大了国家储备金净投资收益定义，把资本收益也含在内，并采用预估长期回报率的新计算法，不再受限于只能花实际投资收益如利息和股息。
这一调整后，储备金的净投资回报贡献就从2008财政年的37亿新元，提升至2009年的77亿新元。
2016年，政府又扩大了可动用的“资金池子”，将淡马锡控股的预期回报也纳入NIRC的框架。这让2016年财政年的NIRC从前一年的80亿新元提升到140亿新元。
到了2023财政年，NIRC一度下滑至229亿2000万新元。但在2024财政年，却预估将增加2.6%至235亿新元。
新加坡并非世界上唯一拥有储备金的国家，那其他国家和地区又如何管理各自的储备金呢？
挪威
根据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网站（Global SWF）的排名，挪威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基金，管理资产达1万5480亿美元（约2万0794亿新元 ）。
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则在全球排名第五，管理资产规模达7690亿美元（约1万3298亿新元）。
在2000年左右，挪威政府也曾面临“储蓄还是支出”（savings versus spending）的问题。
与目前常见的讨论类似，挪威财政部担心未设置适当机制会导致储备金的无序支出，进而使政府和社会过度依赖石油收入，对挪威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2001年，挪威政府推出了4%规则，规定每年从整体储备金中可用于支持政府预算的金额不得超过储备金的4%。
2017年，挪威政府将这一规则下调至3%。这一规则旨在确保提取的储备金不会超出挪威长期经济增长率。
管理挪威储备金的国家主权基金的净回报率也与3%规则相符。
官方披露，该基金在1998年至2023年上半年期间的年回报率为5.99%，净实际年回报率为3.72%。
挪威政府通过严格执行该规则和透明披露储备金情况，为应对疫情、地缘政治风险和通货膨胀等挑战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支持。
香港
香港是另一个拥有庞大储备金（外汇基金）的经济体。
根据2023 - 2024年度财政预算案，香港政府2023年总收入为6424亿港元，其中投资收入为664亿港元（约500亿港元来自各基金转拨款项）。
香港政府高度关注储备金的足够性。
根据研究报告，自2018年以来，香港储备金连续多年呈现递减趋势，从2018年的1万1709亿港元减至2022年的8173亿港元。
研究报告还指出，香港储备金足以支付政府12个月的开支，是27年来的最低水平，低于2018年的26个月。
与新加坡不同的是，香港的预算案将地价收入纳入每年的预算预测中。
2023年预算案中，香港政府预测能从土地出售收取850亿港元。然而，根据2023年土地招标的实际情况，分析师预计，香港政府的地价收入仅能达到目标的14.2%，进一步加剧了香港政府的财政压力。
应鼓励讨论但请别炒作
国家储备金的管理不仅是财政问题，也涉及政府的责任与公众的期望。
当经济繁荣时，公众对政府的要求相对较少，财政负担也相对较轻。在全球经济持续不稳定的大背景下，人们对政府的财政管理提出了更多关切。严峻的经济环境更加考验着政府和社会的自律性，以及它们是否能够坚持贯彻最初的原则。
在下届大选来临之前，“储蓄还是支出”的议题肯定将再次受到关注。李显龙总理在2月初的国会辩论中挑战反对党提出具体方案，不要一直要求人民行动党改变规则，从储备金中提取更多。
在这个议题上，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态度和想法。
我希望政党、媒体和学界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和讨论，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来提升新加坡人对储备金管理的讨论水平，别让它沦为一个为了左右选票，而用来加热炒作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