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14岁中三男学生和一名33岁女子因为自我激进化，分别在今年6月和7月接到新加坡内部安全局发出的限制令。
在受限制令约束期间，两人必须遵守若干条件和限制，比如不能未经内安局局长批准而搬家、更换工作或离开新加坡。
从内安局对两人情况的仔细描述中，可以看出受限制和受拘留显然有轻重之别。
内安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未具名的中三男生被发现自我激进化时，要加入“回教黑旗军”（Black Flag Army）和袭击非回教徒的计划还在构想阶段，没有具体落实的时间表。
至于前公务员安娜蒂亚，内安局没有发现她参与武装暴力的计划，但是她对回教激进分子和恐怖组织网络“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简称AOR，包括哈马斯、卡桑旅、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的坚定支持，发文煽动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采取暴力，以及对这些暴力行为的宣传，使她成为当局的关注点。
这意味着两人对新加坡国土安全还未构成严重的威胁。
也许有人会认为，即使只是发出限制令，当局是否有点反应过敏，当局又如何确定他们在思想意识上的偏激？
是年少轻狂还是思想偏激？
还在主流学校读书的14岁男生，渴望为“回教黑旗军”（Black Flag Army）而战，并考虑在新加坡发动袭击。这也许是一种年少轻狂，入世未深的幼稚妄想。
当他心智逐渐成熟时，便会觉悟到自己的年少无知；又或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宗教狂热中越陷越深，而进一步诉诸行动。
在其他国家，这样的青少年思想并不引起特别关注，但在新加坡，当局显然不敢掉以轻心，而乐观地以为这位少年会长大，会更加认清现实，会迷途知返。
这位小男生为了准备加入回教“黑旗军”，开始严格奉行隔离主义，他认为伊斯兰法禁止庆祝生日，也不允许与女同学交谈。他还准备做兼职工，存钱到阿富汗。
他尚属纯真的心灵上开始滋长与现实格格不入的“隔离主义”，表现在行为上，按理应该很容易被家人、身边朋友和学校觉察，但可能有些人会以为他只是性格怪异、孤僻而已。
他的家人甚至不知晓他的思想变得激进。家人虽然有注意到男生日渐严重的隔离主义思想，但不认为必须介入和干预。一般家长可能还会以为这是男生发育阶段中的一种“少年维特的烦恼”。
所以，要如何界定回教少年的自我激进化倾向，是回教家庭和学校的一个时代挑战。
他是历来最年轻的内安法触犯者，自我激进化攻陷了少年的心灵，是对新加坡回教社群的一记警钟。
女公务员也同样被“攻陷”
33岁的安娜蒂亚在2021年5月，被内安局盯上时还是个公务员，也许正因为她的身份，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煽动性，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她在当局的建议下删除了那些不当的网络言论。
事隔三年，今年4月，安娜蒂亚再次因在网上的活动而引起关注，她在过去三年里进一步激进化跟中东局势的恶化有关，以色列与激进回教组织哈马斯的军事冲突，坚定了她萌芽中的激进思想。她对以色列的仇恨甚至转移到新加坡身上，这是令人震惊的。她的例子正好说明，当局对付自我激进化的课题必须认清目标，不能手软。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7月15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这一少年和一女子，接到内部安全局发出的限制令，是由于他们支持恐怖分子和武装暴力，不是因为他们支持巴勒斯坦。
尚穆根把支持武装暴力和支持巴勒斯坦划清界线，澄清事件的本质。
中东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千丝万缕、复杂多变，不是局外人所容易理解，何况是一位乳臭未干的小子。
外部冲突很轻易影响我国内部的社会和谐与安全，我国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