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已开始就疫情暴发至去年8月的第一阶段进行战情检讨，正式名称为事后检讨（after-action review，简称AAR），从初期的应对措施中找出做对和做错的地方吸取经验，以加强我国应对未来疫情危机的韧力。
有“第一阶段”的检讨，以后也就有第二阶段的检讨。
从去年8月以后，新加坡的抗疫逐步进入“与冠病共存”的新阶段，这个阶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现在也许言之过早。
过去半年多来，防疫限制措施不断放松，今天几乎已经恢复到疫前的常态，这个常态下的抗疫政策对将来也有参考价值。
两年多的疫情中，以绿、黄、橙、红四个颜色标识疫情严重性的DORSCON警戒级别一直停留在橙色状态，新加坡人似乎感到麻木，视而不见。
当初疫情从黄变橙时候，给社会人心带来极大大冲击力，普遍引起人们的恐慌，抢购物资的情况令人印象犹新。幸好政府不断安抚人心，保证从厕纸到各类食品、蔬菜、水果的供应充足，抢购现象很快平息。
卫生部长王乙康说，“公众不再那么关注警戒级别”。这，不是坏事。
取得清零的那几个月，橙色没有降级为黄色，不少人还感到失望；后来病例暴增，警戒也没有升级。
警戒级别不动如山，人们也多少能够处变不惊，不再去超市抢购物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抗疫大后方的信心。
跨部门抗疫小组诸公频繁地出现在电视上和网上，政治领导和专家团队联手抓疫情，没有人质疑部长不是医生或病毒专家，讲的话缺乏分量。
部长、专家口径一致显示抗疫幕后有密切的沟通，没有各说各话，这是公共沟通的成功之处，可圈可点。
警戒级别不再受人关注也等于说，这个警戒系统已是聊胜于无。这也应该是政府接下来要检讨的范围。
在网络资信时代，危机发生时，如何避免公众惊慌失措是一大挑战。
疫情中，网上充斥着各路“砖家”的高见，多少打击了不少人对疫苗的信心，坊间人云亦云，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众说纷纭也是一种常态。
抗疫小组面对种种舆论或批评能够平静以对，没有过激的反应，表现出专业风范，起着安定人心的作用。
直到今天，不少人还对注射疫苗的长期副作用，抱着怀疑态度，这是我国必须继续关注的课题。
另一方面，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透露，从去年1月至今年4月，约有5900名用户要求退出合力追踪计划，平均每月约370人。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合力追踪的应用已经完成时代使命，可以走入历史了吗？便携器也变成纪念品了吗？
急着跟合理追踪系统切断关系的人，难道就这么信心满满地以为我们已经告别疫情，或以为“与冠病共存”即表示追踪病史的做法已经过时，便携器也可以随便乱丢。
自古以来，人类就不断与病毒共存，因为病毒不停地适应环境，以各种动物和人类为宿主，一旦大传染病疫情再起，追踪病例的传染根源和发展就变得很关键。
今天，新加坡的抗疫模式在国际上受到关注，我国一开放门户，就连死守门户的香港、台湾也开始有反应，说要与病毒共存了。这意味着与病毒共存的世界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
专家还不敢说，我们已经打完这场战役。
我们还处于备战状态，现在就得意忘形，自卸武装，过去的努力等于白做了。
我们的手机上下载了许多用不着或是很少用到的应用，大多数都是摆着的，一个合力追踪应用难道就很碍眼，那些急着退出的人到底是基于什么心理，令人费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