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医生却不满意医生的态度，甚至觉得医生误诊或开错药，蚁粉会去投诉吗？
如果是在新加坡，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案件不会那么快解决。
据《海峡时报》报道，负责监管本地医生的新加坡医药理事会，在处理投诉医生的案件方面是出了名的“慢工出细活”。
平均每起投诉案件需要18至22个月才解决，有的甚至拖了七年。
不过，医理会绝不是在刻意偏袒医生。
前官委议员、新加坡医药协会会长陈艺旋医生指出，随着医疗护理日趋复杂，加上病患的期望提高，针对医生的投诉也逐年增加。
医理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有107名医生被投诉，高于2021年的89名。
当中，最多投诉跟这几方面有关：
- 失职或专业疏忽（22起）
- 过量或不当配药（15起）
- 医生态度无礼或沟通欠佳（15起）
- 误诊（12起）
- 提供不必要或不恰当的治疗（7起）
医生不是神
根据投诉的性质，调查和审讯过程可能很漫长，甚至耗时数年。
陈艺旋直言，医生被病患投诉或面对纪律审讯时，可能承受巨大的焦虑和压力，多数都不愿向家人或朋友倾诉。
“等待审讯结果是个痛苦的过程，但被投诉的医生每天还得如常工作，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想而知。”
妇产科兼泌尿专科医生钟耀伦说，针对同样的罪行，医生所受的惩罚往往比非医护人员更严厉，甚至还没定罪就被媒体大肆报道，病患也可能在社媒上申诉不满。
“即使涉案医生最后无罪释放，他们可能已失去家人、朋友和病患的信任，那种心理创伤是无法想象的。”
层层把关反而拖慢了过程
蚁粉也许会问：
不就是一宗投诉案件吗？早点解决对医生和病患都好，何必拖那么久？
这是因为医理会接获的病患投诉，全都由投诉委员会调查并决定该如何处理，因此积压了大量未处理案件。委员会有时需要长达两年或更久，才得出结论。
投诉委员会调查结束后，轻者将收到警告信，重者则转交纪律审裁庭展开进一步审讯。
为提高效率并确保裁决的独立性，卫生部已成立新的纪律委员会，专门处理须正式调查的案件。
投诉小组则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在三个星期内筛选出琐碎或无理取闹的投诉，再决定是否受理或调解。
这意味着，医生和病患在三个星期内就会知道案件可否以调解方式处理，既能让医生专心看病，也能尽早对病患有个交代。
不过，医理会数据显示，每年仅2％的投诉案件是以调解方式解决。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于2020年在国会上通过医疗注册（修正）法案时强调：
“如果投诉迟迟未处理，医生和病患双方的立场就会固化，态度更加强硬，很快就会演变成敌对的情况，因此调解要趁早。”
六年为限 过了就别想再投诉
病患也必须在事发后的六年内提出投诉。一旦错过了投诉期，只有那些被视为可能危害公众利益或安全的案件才能获处理。
卫生部解释，遇到超过六年的投诉案件，涉案医生不太能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或许已经记不起投诉案件的细节，也找不回相关文件作证。
新加坡医药理事会主席徐炎青教授今天（10月17日）致函《海峡时报》回应时透露，自从新法案在去年7月生效后：
2022年接获的投诉案件有70％在一年内结案，比起2018年的23％已大幅改善。
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案件，在两个月内就获得解决。
徐炎青指出，一些较复杂的案件仍须征询专家证人的意见，或有待警方和验尸官完成调查后才可继续研讯，因此需要较长时间审理。
但他保证，只要调查过程中有证据显示公众安全受到威胁，医理会必定迅速对涉案医生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以保障病患权益。
两年还算迅速吗？
从2017年至今，已有13名医生被施以临时限制条件。其中一人是在私人救护车服务公司担任临床主任的康沈源医生。
2021年6月，康沈源负责把一名67岁的新加坡籍冠病患者，从印度尼西亚峇淡岛护送回新加坡。
这名患者同时患有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当时被安置在便携式的移动隔离装置中，但他在抵达国家传染病中心的半小时后就宣告死亡。
事后，卫生部向医理会投诉康沈源，指他是护送患者的唯一一名医生，却没有密切监测患者的健康状况。
卫生部也说，在患者被送往国家传染病中心的路上，康沈源并未告知救护人员他是医生，还坐在救护车前座，没有陪伴在患者身边。患者在途中病情恶化，康沈源却未能及时提供援助。
今年7月，医理会裁定这不只是一时疏忽，决定对康沈源采取临时限制措施，规定他在接下来18个月内不得参与任何医疗护送服务。
不知蚁粉读了这则新闻，是否与红蚂蚁有同感：
卫生部早在2021年6月已向医理会投诉康沈源，医理会却在2023年7月，也就是超过两年后，才对他施以临时限制条件。
如果保障公众安全是当务之急，不是应该更早祭出限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