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的四项抗疫预算案来看，不难发现，当局虽已经想方设法保住国人饭碗，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日前还是捎来了坏消息，今年预计会有超过10万国人失业，这也将是2003年沙斯疫情后“最难看的数字”。
另外，人力部长杨莉明5月30日透露，本地过去两个半月有15万名本地及外籍员工的薪水减少，或受到公司的节约措施影响。
在新加坡就业市场进入寒冬之际，不管是已有多年工作经历的转业者或工作经验一片空白的大学毕业生，都将面临没工可开的挑战。
打工糊口的国人此刻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能不能保住工作，安然度过本次危机。
中途转业困难重重
2018年遭长期服务的公司裁退后，38岁的Kirstin Goh去年11月找到工作时一度松了一口气。
万万没想到，仅仅五个月后，她再度迎来被裁员的厄运。
《南华早报》报道，她的新工作是协助在全球各国移动的人士张罗住处，但后来的事大家应该再清楚不过，各国因为疫情关系相继祭出限制令，Kirstin的客户全都跑光光。
“我们曾经有多达20名员工，现在整个小组都解散了。”
在这百业萧条的时刻失业，找工作本来就不是一件易事。而身为一名中年转业者，Kirstin更必须面临远比别人严峻的挑战。
令人担忧的是，Kirstin的遭遇可能只是整个新加坡中年转业者的缩影。
和应届毕业生相比，中年转业者由于已经成家立业等因素，在工作的灵活性和适应新工作环境的快速节奏时明显居于劣势。
另一方面，2019冠状病毒疾病所带来的社交距离“新常态”也即意味着，远程办公等数码化转型将是本地工作未来的趋势，进一步提升工作技能，如掌握数码科技以符合未来趋势的要求对他们也是一大挑战。
在充满变数的经济环境下，转业者在自己长期耕耘的领域所掌握的技能和经验，未必能转化成在其他领域的成功。
被裁退的多为40岁以上的员工
根据去年人力部的报告，2019年第三季就业市场中每十个被裁退员工当中，就有七个是属于占本地就业市场达58%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员与技师（PMET）。而这些被裁退的PMET之中，大约七成的人年纪超过40岁。
雪上加霜的是，2019年数据也显示，年纪大的国人重返职场的难度更高。
2019年，本地30岁以下被裁退员工当中有82.5%的人在6个月内找到新工作，30岁至39岁的比例稍低，达76.3%。
超过40岁的40岁至49岁被裁退员工只有65.8%在半年内重新投入职场，而50岁以上人士则只有刚好过半（52.2%）的员工在6个月内重新找到工作。
书读再多也无用武之地，应届毕业生恐成迷失一代
上文提到应届毕业生在讲求数码化的新趋势下，比年纪较长的转业者更有优势。不过，面对僧多粥少和待遇不佳的情况，年轻人在就业市场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据《亚洲新闻台》报道，在疫情冲击下，部分本地高等教育学府，包括大学、理工学院和工艺学院的新进毕业生，也面对工作没着落或待遇与学历资格不符的情况。
他们之中有人投出的履历石沉大海，有人面试成功，但公司提供的工资却和期望值有巨大落差。
其中一名毕业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24岁毕业生Ben（假名）条件极为优渥，然而他在过去两个月内投出20份履历表后，却只收到其中一家实习过的公司回复。对方开出的月薪为2800新元，与他心目中的3800新元差了一大截，于是他决定不接受，再观望一阵。
另一名今年一月毕业的工艺教育学院毕业生Ismail（22岁），也是因为建筑公司开出的月薪太低而回拒对方，改当Grab送餐员。他透露，自己要求2100新元的月薪，对方却只愿给出1800新元。
“试想想，每月扣除了公积金以后，拿回家的只剩多少钱？至少当送餐员，我每月只要勤劳一点、少休息几天，就能赚到两倍的收入。”
看来，应届毕业生也不完全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能让自己可以接受的工作。
如果应届毕业生失业的情况持续，自信心的打击恐怕会让他们成为迷失的一代。
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大学毕业生、理工学院毕业生起薪中位数分别为3600新元、2400新元；工艺学院毕业生2018年的起薪中位数则为1700新元。
政府推出新配套以振兴本地就业市场
杨莉明上月底也透露，今年3月本地每100个求职者中，只有71个工作职缺。相对于去年底则是每100位求职者有84个工作职缺。
针对转业者和应届毕业生找工困难，政府日前在第四次抗疫预算案端出总值20亿元的“新心相连”就业与技能配套（SGUnited Jobs and Skills Package），提供近10万个就业、实习及培训机会，帮助转业者和应届毕业生当下的生计问题，并协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
这或许就是黑暗中的那一丝曙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