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早前做了一个《星印洁净政策》系列报道,以新加坡和印度为学习个案,讲述这两个国家如何通过政策来保持国家的清洁。光是新加坡就用了三篇专题报道的长度,大赞新加坡如何用50年的时间成为全球最干净的国家,猛往新加坡人脸上贴金。身为新加坡人的红蚂蚁,听了都倍儿爽,以下是红蚂蚁从报道中整理出来的。
生于60年代的蚁粉,一定看过依然是南洋小海港的新加坡。那时我国林立着破落的甘榜,市中心克拉码头对岸仍是残破不堪的木造房屋,新加坡河也只有垃圾没有鱼,臭气熏天。
没看过漂满垃圾的新加坡河的蚁粉,可以看看以下图片:
年轻蚁粉如今看到的新加坡河,已是经过长期治理的结果。不仅河水变得清澈,河畔也酒吧餐馆林立,让国人和游人都流连忘返。
究竟新加坡过去这50年做出了什么努力,把我国打造成世上最清洁的国家呢? 让红蚂蚁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回到建国之初……
回顾建国初期,“清洁城市”可谓新加坡的首要国策。
已故总理李光耀当时提出,以“植树绿化市区”作为城市未来建设的大方向,并且严格规定新加坡在各个方面的清洁政策,包括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洁净市容、完善排污配套建设等。《香港01》周报形容,在当时的新加坡社会,这显然是一种极为前卫先进的想法。
1968年,即新加坡独立后三年,李光耀认为国家若要在世界舞台突围而出,就必须从提升城市的洁净度入手,因而推出“保持新加坡清洁”(Keep Singapore Clean)运动。全民清洁大行动则从2017年起,改名为“保持清洁,新加坡”(Keep Clean, Singapore)。
李光耀在发起这项运动时说明了原因:
“更清洁的社区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保持高昂的士气,降低患病率,从而为通过工业和旅游业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目标是“让新加坡成为本区域最清洁、最环保的城市。”
首先是推出环境公共卫生法,务求培养国民的清洁意识,也奠定了新加坡以后以“罚”来规范社会不良行为的基础。
另外,当年政府又制定政策让路边摊档和街头小贩搬进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内,一来可改善市容,二来亦能保证食肆的卫生情况,降低食物安全风险。接着就是逐步整修市内的排污处理系统,清理新加坡河道。养猪和养鸭活动也逐渐喊停,国内的旧式马来甘榜屋逐步拆卸,将区内居民全部搬入政府兴建的组屋,整治市容。
有人说新加坡的清洁,是被罚出来的
这项全国清洁运动还首次引入“乱抛垃圾罚款”的惩罚性措施。在建设“花园城市”期间,由于常以法律来制约国民的行为,新加坡在不知不觉中,也被取笑为——“罚款城市”(Fine City)。
乱抛垃圾罚款,节节高。起初,乱抛如烟蒂、停车固本等的初犯者,可被判罚款200元及接受15分钟的辅导。重犯者以及乱抛体积较大物件、如饮料罐及报纸等的初犯者,得接受1到12个小时的劳改,并可被罚款1000到5000元不等。
2009年初犯者罚款额从200元增至300元,2013年初犯者罚款额增至500元,义务稽查员加入取缔垃圾虫行列。2014年修订法令,将初犯者的最高罚款额从1000元增至2000元;第二次被控者最高罚款额从2000元增至4000元;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的最高罚款也从5000元增至1万元。
新加坡封杀口香糖已经举世闻名。新加坡政府自1992年起立法禁止制作、入口及售卖香口胶,违者会可被罚款高达1万元和面对一年的监禁。
随意投喂鸽子,违者可罚款500元。
根据环境公共卫生条例,用完公厕后不冲水,如果是初犯,罚款可高达1000元,重犯则是2000元,三次或以上则是5000元。此外,NEA也对没有保持厕所干净的业者展开执法行动。当局从2014年4月1日起,将罚款额从$100增加到$300。
地铁列车及轻轨列车都严禁乘客在车厢内抽烟,可被罚1000元;在车厢内吃东西和喝水可被罚款500元,乘客也被严禁携带榴梿上公共交通工具。
在公路设施法令下,胡乱停放脚踏车阻碍公共道路的人,可被罚款最高2000元。
种种罚款旨在全方位维持城市的洁净面貌。李光耀非常了解见微知著的重要性,坚持城市生活的细节是最需要受到规范的部分。
“罚款城市”的笑话在新加坡早已成老生常谈,有商家还突发奇想,出售印有新加坡罚款告示牌的T恤衫,让旅客当纪念品买回家。
令人欣慰的是,“罚款城市”(Fine City):Fine在英语中有双重意思,一是“美好”,二是“罚款”。 所以Fine City也有双关意思,既指新加坡是个“美好城市”,也是“罚款之都”。
狮城的洁净并非国民的功劳 全赖清洁工人的辛劳?
数十年来,新加坡政府花费了大笔金钱去打扫城市,市容也大幅改善。不过,从根本来看,历时已久的清洁城市国策,有真正提高市民的清洁意识吗?
良策未必可完全根除弊病。为了保持“清洁城市”的美誉,政府耗资巨额来清理垃圾、制定改善街道环境的措施,包括聘请大量的清洁工人。
曾任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的陆圣烈告诉《香港01》周报,在“保持清洁,新加坡”全国卫生计划启动之初,政策成效是可见得到的。愈来愈多人开始注重公共卫生,减少乱丢垃圾。
1989年新加坡的清洁工人只有2100名。随着经济起飞而变得富裕,也更容易借助外来的廉价劳动力清洁城市。今天新加坡街头之所以如此干净,全赖一大群清洁工人按时打扫。
陆圣烈表示,新加坡近年衍生出一大群外劳清洁工,随时随地打扫街道,让新加坡维持整洁。2018年,单是向国家环境局注册的清洁工人就有5万6000名,当中还未包括数以千计的独立合约承包商的雇员。据《今日报》报道,新加坡每年花费约1.2亿来清洁公共空间。
进行了好一段时间的清洁城市运动,最终是否有从根本上培养国民自律清洁的习惯?还是只以粉饰性的措施来制造清洁城市假象?
陆圣烈说:
“新加坡不是一座干净的城市。它是一座被打扫干净的城市。”
我国副总理尚达曼2017年11月在出席“清洁与绿化新加坡”嘉年华时也说,新加坡人在保持环境清洁方面有待改进。他希望更多国人能关心社会,改变生活习惯,全民协力打造清洁宜居的家园。
他说,
虽然新加坡有五万名清洁工人,也有许多义工帮忙捡垃圾,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能单靠清洁工人和义工来保持环境清洁。
显然,副总理先生觉得我国人民还不具备妥善处理垃圾的自律性。
确实是这样。根据国家环境局的数字,当局在2017年共开出超过3万2000张乱抛垃圾罚单,创下8年来新高。每十张罚单里就有超过6张属于本地垃圾虫。换句话说,当局2017年平均每天开出约88张取缔垃圾虫的罚单,这还没算进那些没有被当局逮到的垃圾虫呢。
垂直绿化 应对土地不足
过去半世纪,新加坡在城市清洁上以”模范生”姿态赢得世界赞颂。城市绿化的极致也反映在近代的新加坡面貌上。
踏入21世纪,城市设计和规划也迈入“绿色”时代:让花园及绿化带都生长在缝隙里,与混凝土并存共生。
新加坡总面积721.5平方公里,人口约有550万人。地平线上的土地面积不够,我国政府就想到了“垂直绿化”:绿化大楼的外立面、空中花园、屋顶绿化带等等,政府巧妙地把绿色元素植入城市建筑物的硬件配套中,尝试冲破开辟绿化带的固有思维,开拓出不占地面土地的绿化空间。
著名的皮克林宾乐雅酒店(Parkroyal on Pickering),就是垂直绿化建筑的代表作。垂直花园和空中花园让它宛如16层楼高的大树,绿意盎然,成为牛车水一带的亮眼地标。
楼高89米的酒店建筑外观参考类似梯田的设计,种植了20多种有遮阳作用的绿色植物,十分注重酒店内外的垂直绿化系统。酒店也采用开放式设计,每四层楼都设有户外走廊,营造“空中花园”的感觉。
酒店同时采用了大量融合绿色和节能元素的配套设施,包括植被墙壁、人工水景、雨水灌溉等,并全部以太阳能设备发电。
据《香港01》周报,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副教授陈培育指出,政府早在上世纪带头提出植树式城市绿化的愿景。至于“摩天绿化”工程,则在2000年才起步发展。通过法律规限、奖励等去推动高楼增加绿化空间,在这十多年来,成绩有目共睹。
2005年,为提升发展商、设计师和建筑商的环保意识,推广可持续建筑方式,建设局推出“绿色建筑”标志计划,对建筑物的环保设计进行评分,对符合标准的建筑设计颁发四个等级的奖项。
2013年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当年已有500多栋建筑设有绿色天台,面积超过60公顷,相当于84个足球场。全国的垂直绿化面积超越了美国绿色天台领军城市——芝加哥的51公顷。
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超过3100个绿色建筑,即约34%的建筑已获绿色建筑标志认证,稳步朝2030年至少80%建筑为绿色建筑的方向迈进。
2009年市区重建局也推出“打造翠绿都市和空中绿意”计划。在计划下,所有新建筑除了须遵守原有的绿地替代条例,也必须根据不同的总容积率和所在地区,达到至少介于3.0至4.0的绿色容积率。这即意味着绿意面积须达到土地面积的三到四倍。
该计划目标要在2030年前增添50公顷或相等于约一个碧山公园的空中花园,包括建屋发展局接下来三年在组屋区多层停车场屋顶上添设公园,让每1000人可享有0.8公顷公园空间。
到了2017年,该计划已成功在本地打造处100公顷的空中绿圃。100公顷的空中绿圃等于100多个足球场的面积,包括建筑顶楼的空中花园、外墙上的垂直绿圃等。
实例证明,狭窄细小的土地空间,并不是剥削城市绿化的借口。
例如达士岭摩天组屋的空中花园。据《海峡时报》报道,达士岭摩天组屋是新加坡政府最引以为傲的组屋代表,它拥有全球最长的空中花园,也是新加坡最高的组屋。
七栋楼高50层的组屋,分别在每幢大厦的第26层和第50层,建造长达500米的空中花园,将各栋楼连在一起。
“悬挂”半空的花园不但在建筑美学上成为组屋的模范,而且不占地面土地面积,提高了垂直绿化的极致标准,让居民生活素质和住宅需求取得最佳平衡。
虽然达士岭属于政府组屋,建屋局并没有把它作为一小部分居民的小众共享空间。而是给公众开放部分空间,每天上午9时至晚上10时,公众都可进入第50层的平台花园,在高空鸟瞰货柜码头和中心商业区全景。
除了摩天大厦,另一个现代大都市圈的特征,便是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土地空间有限的新加坡,想到在车道也可以增辟绿化带。
据《香港01》周报,陈培育提到,新加坡的法例规定,每条新建的车道都一定要种植行道树(在公路或街道两旁成行栽种的植物)。小的道路两边一定要有树木;多线行车的主干线也要有树木栽种在中间分隔带。
扩大城市绿化空间,最终目的就是增强城市的美观程度,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质。
绿色组屋的另一典范是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榜鹅水滨台组屋(Waterway Terraces)。
外观看似东南亚梯田的水滨台组屋,是榜鹅新区里的首批生态组屋。河道、大片绿色公共空间贯穿整个屋苑,加上错落而层次分明的建筑风格,使得屋苑每个位置都十分通风,从而营造恬静怡人的绿色生活空间。
组屋屋顶和花园还有自然采集雨水的装置,这一切让水滨台成为新加坡数一数二的绿色建筑。遍及整个住宅空间的绿色植被,让以人为本、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城市思维透过水滨台组屋表露无遗。
面临柔佛海峡的榜鹅区,本身已经被政府定位为生态环境宜居市镇,亦是新加坡“最年轻”的新市镇。
新加坡的组屋区不只是为了满足市民的住屋需要,同时也着重居民的生活素质。多数的组屋区附近都有步行可达的公园,公园之间更有连道串联。
新加坡政府希望在不远的未来,到了2030年,九成国人只须从住处步行最多10分钟就有个公园,本地的绿色廊道网络也将增至400公里。
与此同时,政府也考虑到本地需要生物多样性,公园局自2012年以来推出自然连道(Nature Ways)试验计划,在城市里仿造森林环境,在原有的绿景增添让动物穿梭的道路。目前,本地有18条自然连道。
自然连道是指在路边栽种精心挑选的乔木和灌木,以带动两个绿地(如自然保护区及公园)之间的动物流动。它除了为本地增加绿景,也能吸引不同飞禽及昆虫在全岛各地移动,同时也可能把更多不同物种带到我国。
政府五十年来推动的清洁城市国策,令新加坡变成世界先进国家的标杆,由此带来的经济裨益、社会效益和国际声誉。
2018年是“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启动50周年,新加坡闪耀全球的亮丽成绩,固然得到全世界人的褒扬和予以仿照。
50年来的经济奇迹,也让新加坡得到相应的回报:1970年新加坡的外来直接投资总额只有9300万美元(约1.26亿新元),2017年,我国的外来直接投资为660亿美元(892亿新元),足足翻了超过708倍。
新加坡本身也因其洁净市容及绿化环境,屡次被国际媒体评为全球最宜居及适合投资的地区。旅游业固然因此受惠,1967年,全年到访新加坡的旅客人次仅约10万9730人,2018上半年,首六个月的旅客人次已经达920万人次,旅游收益则持平于134亿元。
漂亮吧,这张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