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的一项研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新加坡如今最大的社会分化，是社会经济阶层，而非种族或宗教。
这句话喜忧参半。
喜的是，新加坡一直以来最慎而重之处理的种族及宗教课题，已不再是最需要担心的那一个。
忧的是，化解有钱人与普通人的差异，成了新加坡的下一个重大挑战。
时隔五年，新加坡经历冠病疫情、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洗牌等事件，已摇身一变成为亚太区“最吸金”的城市，对高净值人士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意即社经阶层所导致的社会分化，有必要更加警惕。
伦敦投资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估计，我国去年共有约24万名高净值人士（百万富翁）、329名亿元富翁（净资产1亿美元以上），以及27名亿万富翁（净资产10亿美元以上）。
在全球百万富翁人数最多的20个城市中，新加坡排名第五，仅次于人口更多的纽约、东京、旧金山及伦敦。
另外，综合官方数据，设立在新加坡的富豪家办，从2020年的400个大幅增至2022年的1100个。
随着新加坡人口密度愈来愈高，土地越来越稀缺，富人和一般新加坡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频率势必更高。
这无可避免衍生两大问题：
- 富人“应该要如何生活”，才能避免愈来愈激化的社会矛盾？
- 政府是否该适时介入，避免一般新加坡人追求生活品质的成本进一步升高？
不要炫富、多做慈善
针对第一道问题，这套“表面功夫”是现阶段最常被提到的解方。
2018年，本地曾出现一本未经当局授权的中学社会知识辅助课本。
该书因声称在熟食中心用餐或在组屋区踢足球等同于来自社会低下阶层，在家中讲标准英语或打网球才算是上流社会，以刻板印象定义社经阶层而引发轩然大波。
总理李显龙当时在国会上针对此事做出回应时这么说：
“我们不鼓励人们炫耀他们的社会优势。对那些以铺张方式彰显财富及地位，甚至瞧不起其他较不幸或弱势人们的人，我们应该嗤之以鼻。”
他说，新加坡人“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的共同点，而非突出我们的差异”。
可以说，钱财不露眼，或不以让他人不悦的方式炫富，是富人在本地生活的第一门课。
值得一提的是，在28亿洗钱案中，被告们铺张的生活方式，花钱不手软的各种细节，透过庭审及媒体一一揭发。虽是个案，但恐怕无助于缓解本地人对富人既定印象的固化。
更糟糕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就算了。这些人还是靠着不法途径所得，在本地吃香喝辣了好一段时间，我国是否对资金流入过于来者不拒，势必引发进一步讨论。
第二门课，多做慈善。
我国第四代领导班子领军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今年9月的新加坡经济学会年度晚宴曾指出，较富裕者应该意识到，他们的成功有很大程度归功于新加坡的稳定和机遇处处的制度。
因此，较富裕者有责任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帮助扶持同胞。这不仅仅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而是要进一步培养行善和回馈社会的文化。
本地媒体《联合早报》今年也有一篇专文，介绍了那些居住在本地的富豪如何以行善方式回馈新加坡。
富人涌入推高本地生活成本？
但往下细究，有些更深层的问题却也不能避而不谈。
新加坡是个务实的国家，新加坡人也具务实性格。
对部分富人炫富感到厌恶的情感因素，恐怕不是一般新加坡人对本地富人越来越多感到不安的唯一原因。
实际上，人们在生活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或许这才是这种不安背后的深层因素。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新加坡常年奉行英才制度，无论处于哪个社经阶层，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向上流动，是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基。
但大批高净值人士的涌入，似乎让这种“努力就有机会”的模式变质了：
一些新加坡中产阶级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开始发现，要维持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困难。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指的生活方式，并非一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是一些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中高端消费。
最具体的例子是火热的私宅市场，以及屡创新高价格的拥车证。私宅价格的飙涨甚至产生外溢效应，导致不少跟不上私宅涨幅的中高收入国人“降级”转投转售市场，进而推动后者价格节节攀升。
诚然，无论私宅或车子，在新加坡绝非必需品。住在组屋、搭公共交通、在小贩中心用餐，也可以过得好好的。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能买车买私宅的，也一直都是少数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加坡，社会流动是人们奋斗的动力，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通常也是这个过程中的追求目标。
一旦中产阶级，或认为自己能透过努力“升级”生活条件的人们发现，向上流动的成本变高了，甚至到达遥不可及的地步，那就是必须警惕的现象。
随着相对剥夺感加深，人们恐怕会陷入“再努力也没用”的情绪，而失去可以为之奋斗的动力。中国年轻人的“内卷”和“躺平”殷鉴不远，是引以为戒的教训。
这显然并非单靠富人们“钱财不露眼”，或是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就能解决。
是否调整税制，让社会重分配更能因应一般人觉得社会流动越来越僵化的现象，是当局在更新我国社会契约时必须纳入考量的。
但与此同时，顾虑到新加坡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型经济体，公权力也必须注意在平等与正义之间取得微妙平衡。
下面这张图是谈论“分配正义”经常出现的一张图。
在“平等”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外力介入，形成了富人（最高者）的高度观看比赛绰绰有余，中产阶级（身高中等者）刚好，但低收入者（矮个儿）完全看不到比赛的局面。（如左图）
为实现“分配正义”，最理想的状况是，将富人（最高者）的箱子搬开转交给低收入者（矮个儿），让他也能从栅栏边看到比赛。（如右图）
但若为了让三人处于同样高度，采取过激方式，却也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低收入者（最矮者）依然没法看比赛，而富人及中产阶级则被锯掉双腿，亦即整个社会都是输家。（如以下“血淋淋”的右图）
这是新加坡思考未来如何应对富人和一般新加坡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必须避免的双输局面：
试图保住一般新加坡人社会流动的希望之际，也不能对富人“下手太重”，免得整块经济蛋糕全毁，所有人都没得吃。
当局是否已经做的够多？
从要求移居本地的富人必须加大对新加坡的投资，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再到收紧外国买家购买本地房产的规定，不难发现当局已针对相关现象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近几个月来，本地社会对富人持续涌入的负面情绪似乎并未消散，那些可能引发不安的因素，如房价及车价的持续飙升，也暂时没有消停的迹象。
这令人不禁思考，政府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进一步动作？
但黄循财在9月的那场经济学会活动上也强调，他不认为所有的社会再分配应该由政府财政体系来完成。否则，不仅是富人，中产阶级也会承担很高税收，“这永远比不上社区支持所能给予的爱心和个人关怀。”
这番说法，或多或少表明，政府在这方面即使还会有所行动，估计也不会是过度介入的方式。
只是，若单靠富人的善意与良知，已不足以抵消本地社会流动可能因而停滞的风险，进而形成仇富心态，那当局或许将不得不再次走上钢索。
间中的平衡点要如何拿捏，始终考验智慧以及政府与民沟通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