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开学啰！你的学校有发生什么变化吗？从2019年起，14所小学将合并为七所、六所中学合并为三所。合并的七对小学和三对中学，原有校名约一半将走入历史。教育政策随时代和时局变化而改变，学校也因收生人数的减少而消失或转型。本地传统华校和华文教育尤其经历巨大转变。在巅峰时期，本地共有349所华校，但因独立后教育导向转到英文教育而逐渐没落，最后一所华校在1986年停办。在华校生看来，这些已消失或转型的华校是国家永远的资产，它们在过去100多年为新加坡培养众多杰出人才，创造了新加坡今天的繁荣昌盛。红蚂蚁在新的一年，找来本地传统华校的校友和老师，带大家一起穿越时间长廊，重拾当年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
最近乘搭地铁滨海市区线（Downtown Line），在去年10月底新开的福康宁站下车，拾级上了斜坡，环顾四周，似乎“嗅”到了少年时代的“气息”。
啊，那不是熟悉的皇家山（福康宁山的俗称）吗？对面不就是我就读过的端蒙中学旧址吗？旁边的印度庙丹达乌他帕尼（Sri Thandayuthapani Temple）风貌如昔，越过马路的草场是昔日上体育课的地方，虽然草枯枝残，却仍有迹可循。不远处树立的象征国家剧场的红色砖墙，像是在凭吊那逝去的悲欢岁月；还有两毛钱入门票的范克里夫水族馆，偷溜进入的里峇峇利游泳池，则早已完成历史使命，烟消云散了！
独自站在福康宁坡，天色忽明忽暗，忆起在端蒙求学的点点滴滴，思潮起伏，感触万千。
这几个地方，都是端蒙学生所熟知的。狂放少年时，叛逆成性，皇家山与游泳池是“逃学”嬉闹之处，也是打架“逞英雄”的约会地点。华灯初上，坐在山腰，一边强忍蚊叮虫咬，一边“痛快”的免费观赏国家剧场的各项演出，是求学之外的“收获”，学生时代的幸福感便是那样的简单纯真。
端蒙中学原名是端蒙学堂，创于1906年，后改名端蒙学校，上个世纪增办中学，称为端蒙中学。创校88年后走入历史，然而，校名却永驻“端蒙人”心版，那是“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情意结，去年10月14日还举办了盛大的111年校庆晚宴。
一个地地道道的客家人，怎么会报读由潮州人开办的“学堂”（或“书斋”）？
几乎认识我的人，包括同学与校友都这么问。
我的小学是在客家人开办的启发学校度过的，六十年代初，家住密驼路与明古连街交界处，小学成绩并不理想，左邻右舍的童伴，不少报读附近的名校与英校。那时，整个社会以英语为工作用语，为了更好的“钱途”，因此，也有人劝我转读英校。
先父虽然是个贫苦出身，摆地摊的小贩，在中国广东大埔乡下仅念过一两年书，却坚持“华人理应接受华文教育”，他毫不犹豫的，为我选报了端蒙。
先父最初担心我不是潮州人，会被拒校门外。在有教无类，不分籍贯的大原则下，我被录取了，最终在端蒙度过了中学与高中。我始终以能够成为端蒙的一分子为荣。
由于“自动升级”以及“留班”制度的“朝令夕改”，加上端蒙非常注重学生品德的培育，操行的分数足以影响升级，几乎跟学业成绩并重。
我因顽劣疏懒，在中一和中二时，因为学业与操行欠佳，连栽了两次跟头，要不是中三那年痛改前非，成绩开始大逆转，或者是身处名校，恐怕早已辍学，前路茫茫！
因此，好几位良师的谆谆诱导与耐心调教，至今仍忘不了。
第一位是王秀梅老师，她将我的一篇习作贴堂后，激发我写稿的热忱，为我日后走向写作之途，打下了基础。这位念起朱自清《背影》一文，泫然泪下的好老师，将我从“堕落”的边缘拉了上岸。
满口潮州腔的张祯利老师，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他要学生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专心听课。然后，他口若悬河讲课，生动丰盛的文学故事，听得大家眉飞色舞。
张老师经常将当天的见闻当“教材”，鸣其不平，揭其丑恶。说到愤慨处，声色俱厉，“吓”得大家鸦雀无声。他也常感怀身世，自我调侃。我以为他怀才不遇，牢骚特多。直到有一天，他在课堂上说出了心声：“我回到家，面对四道墙，满肚子的话，不对你们说，要向谁说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
踏入社会工作后，更觉得张老师所言，寓意深长。“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要走，不要爬”、“人生有甜苦，宁先苦后甜”等几句话，经常提醒我挺起腰板做人！
后来，我翻阅班长林万菁博士的著作《汲深集》里的一篇文章，始知张老师还有“那孤立者就是最坚强者”、“宁饮水而瘦，不忍食而肥”等发人深思的名言。张老师“不平则鸣”亦不尽是牢骚，而是因为“迢遥别井渡无回，以舌耕耘鬓竟催。只道书生浮恶世，频频孤鹤唤天雷！”
阎传苓老师那句“成绩输了不要紧，人格可输不起”，时而浮现我脑海。其他言传身教的老师还有：第一次要见家长的林杏初老师，曾邀我到他学校向学生分享写作经验的陈兴德老师，对我关怀备至的黄今英老师，引导我对合唱发生浓厚兴趣的伍秋梅老师，以及曾在《星洲日报》当过主笔的江锦帆老师等等……
如今，老师大多不在了，忘不了的是校徽上八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除了显示潮州八邑先辈办校的决心，更像是灯塔，照亮深蓝海面，为年轻一代导航，走向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