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云迎晓日，万福集新春。
每逢新春佳节，总是会有一番采用何种英文翻译的争论，成为一道不会缺席的“年菜”。这一天到底是“Chinese New Year”还是“Lunar New Year”，亦或冠以其韩国、越南称谓，不妨追本溯源，“共襄盛举”，从历法说起。
历法是人类通过天文观测，计量时间，推算天文现象的一套法则，编成日历，指导人们日常生活。
世界各地先民都曾根据所在地域，发展出不同的历法系统。有单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而制定的阳历（solar calendar），如今日通用的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也有单纯以月亮绕行地球而制定的阴历（lunar calendar），如伊斯兰历；还有日月运行一并考虑的阴阳历（lunisolar calendar），如中国农历。阳历中的月份与月亮的圆缺并无固定关系，而阴历每年岁首也不固定在某个季节。
中国先民采用阴阳历，追求每个月份与月亮圆缺相应，每个节气与一年四季相合，体现中国思想阴阳调和、四时有序的深厚传统，与汉族地区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
古时，由于观测数据有限，加之天文知识的不断累积，前代的推算在数百年后，误差渐大，无法准确对应天文现象，对于天文预测精度要求也有所提高，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便制定更为精确的的历法。
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有西汉《太初历》、南齐《大明历》、唐代《戊寅元历》、元代《授时历》以及明代《崇祯历书》。其中，元代由郭守敬主持编纂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与后来通用的格里历一年平均长度相等。
明末崇祯皇帝开局制历，由徐光启结合当时欧洲天文学知识与数据校正交食（如日食月食）预测精度，并改革制定节气的方法，编纂《崇祯历书》。今日农历，便是以《崇祯历书》的规则为基础，由紫金山天文台根据现代天文方法，重新校对而成。
制定历法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活动，一直以来都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和文化意义。
中国古时只有官方才可以修订历法，通过“定正朔”（确立岁首）来凸显正统性，而四方“奉正朔”以表示臣服。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天文现象也对应着政治得失，指导农事和日常行事之吉凶宜忌，准确预测天体运行轨迹便十分重要。
明末丧乱，《崇祯历书》未及颁布，明朝便已灭亡。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将《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廷。为了促进传教，汤若望对原版中不利于新法的内容有所删节，以显示新法的优越性，而清朝初立，也迫切需要一部新历法来增进自身的合法性，以《时宪历》的名义颁布。
在西方，天主教廷于十六世纪改革罗马时期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颁行格里历。新教徒起初并不愿采用新历，而东正教会至今依旧采用儒略历，导致双方的圣诞节落在不同日。不久前，许多乌克兰教堂改从格里历庆祝圣诞节，以与同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划清界限。
中国历法对周边国家亦影响深远。日本曾长期使用唐代《宣明历》，直至十七世纪后期，才参考元代《授时历》，运用当时天文知识，以日本为坐标，独立制历。明治维新后，日本改用格里历，一切年俗节庆也改从新历举行。
朝鲜半岛、越南和琉球地区政权长期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与之相始终。元明清三朝，均遵从以北京为地理标准的中国历法。每年十月，朝廷颁布次年历书，亦会赐给藩国。在脱离宗藩关系后，朝鲜与越南也开始以清代《时宪历》为蓝本，根据各自地理方位测算制历，体现其独立性。
以韩国为例，由于首尔与北京采用不同时区，因此通过月亮圆缺确定朔日（初一）偶尔会落在相隔日。琉球渔民出于对潮汐掌握的需要，在被日本并吞后，仍保留旧历使用。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改用格里历，以新历1月1日为岁首，而民间仍依旧历举行节日庆祝活动。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因此定旧历新年为“春节”，批准放假。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曾试图使民众依据新历庆祝新年，终不了了之。
今日，在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人们仍然跟随旧历进行节日庆祝等文化活动。
近代以来，英语国家通过中国了解中国历法，冠以“Chinese”以区别于自身历法。
二十世纪下半叶，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力量崛起，去往英语国家的移民增多，带去了本民族的年俗活动，译法争论也随之而起。
英语作为使用广泛的国际语言，翻译分歧亦“出口转内销”，在本不是问题的本土社群中“吹皱一池春水”，乃至波及本地。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亦导致理解的偏差。
中国历法源远流长，影响广泛，节日随自然现象、四季变换而定，不仅反映了人类天文学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至于当作何英文译法，想必各位看官阅读至此，心中已有定见。
事实上，这不一定是个“翻译”问题，因为翻译之中，首先牵涉的是概念是否理解准确的问题。
最后，祝愿诸公宏“兔”大展，新年大吉！
